有關1937~1941年中美關系的著作，甚少試圖從中國的立場去探討中國對美國的認知和政策取向。本書希望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因此選擇去關注中國的外交工作人員和他們外交工作的質(zhì)量。本書先后討論過幾位中國外交官和他們扮演的角色。本書主角包括胡適、陳光甫、宋子文和蔣介石，次要角色包括王寵惠、孔祥熙、王世杰和宋美齡等人。本書除了讓這些人物能夠?qū)�歷史敘述加以充實外，還努力避免一個普遍趨勢，那就是把他們分成兩類——正面人物和負面人物。按照長期以來的慣例，胡適肯定是正面人物，而宋子文大概屬于負面人物之列。本書試圖說明這種二分法過于簡陋，因為要評鑒人物實際上非常復雜。胡適肯定受大多數(shù)美國人喜愛也被他的親朋好友極力推崇，但是對中國抗戰(zhàn)的貢獻極為有限。宋子文在美國遭到不少人嫌惡也被國內(nèi)某些輿論所詬病，但是對于中國抗戰(zhàn)卻做出了更大的貢獻。本書所提供的資料希望可以幫助我們在評鑒歷史人物時，能夠力求持平而且多元化。

更重要的是，本書試圖對于那些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因素能夠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包括這些人的學識素養(yǎng)、品行個性，他們的世界觀和對世局的分析能力，他們對于國際上行為準則的認識，他們到底認為應該如何“自處”和“相處”才算是合宜得體，以及他們對于國家利益的界定等因素在內(nèi)。這些因素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什么他們之間的行為能夠如此不同，而他們宣稱的目標又都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本書也試圖解釋中國外交政策在決策過程和實質(zhì)運作上重大的改變，從1937年抗戰(zhàn)初起時的謹守傳統(tǒng)型外交規(guī)范，轉(zhuǎn)換成1940年以后強調(diào)個人外交的潑辣風格。本書所列舉的事例清楚顯示，“個人外交”絕不是中方“不識大體”或是蓄意顛覆美國行政體系的計謀，而是中美元首的共同意愿，雙方都想要找出一條更有效率的途徑去加強彼此間的溝通。國務院的指責并不代表美方對中方整體的評價，只是宣泄它自己被羅斯福冷落的不平，不敢向羅斯福抗議，只能拿中國出氣而已，不值學者小題大做。

作為一個群體而言，中國這些外交界人士可能是從19世紀以來，歷屆政府所凝聚的最具專才實學的人物。通過他們的努力，政府盡量洞察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做出合理的判斷和制定相應對策。這個群體對于國際大勢的掌握遠比此前幾代的中國外交界人士要務實而準確。事實上，大部分中國領袖對于國際事務表現(xiàn)出高度敏感，常能采用世界眼光去分析全球重要變化，而且有能力看出歐洲和亞洲各自面臨危機的關聯(lián)性。

因此，他們遠在西方國家領袖尚未認識到局勢嚴重性時，就預測到日本將入侵東南亞，并且試圖推動國際性的合作計劃。他們甚至在1939~1940年就已經(jīng)開始思考抗戰(zhàn)結束后的國土重建問題。其結果是，中國政府在面臨全球一連串天崩地裂的突發(fā)事件時，一直抗拒德國和意大利的引誘和日本的勸和（誘降），也壓制住自己內(nèi)心對于西方國家多年來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在國際事務上罔顧道義出賣中國利益的劣跡所累積下來的極度怨憤，依然小心謹慎地固守中國本身的立場。盡管西方國家大多數(shù)時間對中國視若無睹，但是中國依然下定決心要加入它們的陣營。只有等到美日戰(zhàn)爭爆發(fā)時，中國的政策才獲得收成。

從個人質(zhì)量上著眼，中國在美國的外交官和其他國家駐美代表相比，可謂毫無遜色。很少其他國家此時的駐美代表稱得上是他們國內(nèi)的第一流學者，或是對地主國的歷史、政治、哲學和民情風俗的掌握，可以和胡適與宋子文相提并論。其他國家的使節(jié)也沒有很多人的青少年時代是在美國度過，而且在美國社會的融入感可以與宋子文及其姐妹不相伯仲的。

在本書涵蓋范圍內(nèi)，中美兩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質(zhì)量，也可以在它們對于彼此的了解程度方面加以評估。誠然，中美兩國此時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美國是世界級強國，其一舉一動足以影響全球事務，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它卻下定決心不去發(fā)揮這個能量。中國則是亞洲弱國，其能力不足以自保，更遑論左右他人。而在此時，它正在遭受鄰國的侵略。中國為了生存不得不學習以世界眼光去分析國際事務。簡單地說，美國是一個全球性強國，卻埋首躲在自己狹小的地區(qū)里，而中國是一個地區(qū)性弱國，卻不得不經(jīng)常去關注全球性發(fā)展動態(tài)。這些壓力使得中國處理外交事務的決策者，對于西方國家事務的關注程度，要遠遠大于西方國家對于亞洲事務的關注。

說到最后，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成敗必然深受其國力所限制。當然，僅是握有軍事和經(jīng)濟實力并不足以保證這個國家一定會做出明智的決策，但是它們可以部分地彌補劣質(zhì)外交政策的不足。反過來說，一個弱國即使具有正確的外交政策，但是它的成功率很可能操在他人之手。高質(zhì)量的外交政策或許能夠彌補國力之不足，但是很少能夠完全取代國力。這個殘酷的事實，有時會使強國領袖們看起來比弱國領袖們似乎要更明智，但是其實不然。因此，當弱小的中國扮演求援角色而強大的西方國家扮演施舍角色之時，中國領袖們實在不容易讓旁觀者為他們的行動擊節(jié)贊賞。

不幸的是，在史學作品中時常出現(xiàn)一種現(xiàn)象，在有意無意的情況下把中美兩國領袖們?nèi)プ霰容^，然后推演出一些結論，認為中國領袖們眼光短淺、心智閉塞、缺乏理性、能力低落，看不清自己國家最重要利益之所在。在不少情況下，這些批評其實是根據(jù)美國官員的憤懣之詞做出的，原因就是中國領袖們拒絕按照美國人給他們立下的規(guī)矩辦事。而后世學者因為疏于治學和惰于思考，也跳不出這個窠臼。

一個更恰當?shù)脑u鑒中國外交的方式，或許是去考察它的外交目標和成果之間的差距究竟有多大。1937年以后，中國政府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運用一切外交手段去保證它可以進行抗戰(zhàn)。雖然幾乎沒有一位中國領袖曾經(jīng)負責任地說要在戰(zhàn)場上擊潰日本，但是他們認為只要中國能夠持久抵抗，或許最終可以強迫日本知難而退放棄侵略。在此時刻，中國把全部外交精力都灌注在實現(xiàn)這個愿望之上，凌駕一切其他考慮。

中國政府也知道，僅靠中國本身國力無法達成此一愿望，而它又缺乏其他手段可以從別的國家取得支持。因此，它務實的指望是靠自己“苦撐”，等到國際事務有一天出現(xiàn)重大變化，創(chuàng)造對中國有利的條件。如果我們用這種尺度去衡量中國當時外交政策的話，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中肯的結論。特別是當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在推行它的外交政策時，并沒有在關鍵時刻違背國際正義原則。比如說，它在處理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和芬蘭的被入侵事件時，寧可開罪強國也不背信棄義。

對于一個處于極端劣勢的弱國而言，中國在四年抗戰(zhàn)期間的成就誠屬可圈可點。雖然中國求助于國際聯(lián)盟和九國公約組織的努力歸于失敗，而它也無法從西方列強（如英國、法國）爭取到有意義的援助，但是成功地從德國和蘇聯(lián)手中得到大量武器，直到1939年。中國在1939~1940年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迫使它不得不轉(zhuǎn)移外交重心，而重慶政府對于胡適和陳光甫兩人爭取外援成績的不滿，又使它不得不改弦易轍，派遣宋子文前往華盛頓。也正是由于中美兩國領袖更密切的接觸，導致了美國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的增加，使得中國抗戰(zhàn)得以“撐”到珍珠港事件。

固然1941年底美日沖突并非由中國直接挑起，但是中國無疑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國的堅韌不拔和拒絕停戰(zhàn)，才迫使日本不得不向其他地區(qū)搜求大量戰(zhàn)略物資，去維持在中國的戰(zhàn)事。不然的話，它就會被迫從廣大中國占領區(qū)灰頭土臉地撤退，使它宣稱要以武力徹底摧毀中國的豪言壯語完全破產(chǎn)。美國禁止戰(zhàn)略物資輸出日本的決定，又使日本不得不執(zhí)行其南進政策，期使東南亞的豐富資源盡括囊中，而為了達到此目的，日本又需要進一步鏟除南亞和東南亞的殖民體制。

設若中國在1937~1940年任何時間放棄抵抗而屈膝求和的話，則盧溝橋事件在歷史上只不過是小事一樁，不致對日本和西方列強之間的關系產(chǎn)生巨大影響。設若中國在持續(xù)抗戰(zhàn)一段時間之后，因筋疲力盡而臣服于日本的話，則日本在亞洲和歐洲殖民主義國家的對立中將逐漸取得上風。設若日本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終究無法避免的話，則國力大增的日本將會是西方的勁敵。幸運的是，在這些至關緊要的年份里，中國能夠運用其外交政策找到國際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支持的新來源。特別是它的對美外交政策，最初動機只是使中國本身能夠維持抗戰(zhàn)，最后卻迫使日本和西方國家走上正面沖突的路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在這段時間中所推行的對美政策，甚至可以被視為成就卓越。

——結論<中國的外交和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