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本《南行記》序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賣氣力的時候，在昆明紅十字會做雜役的時候，在緬甸克欽山茅草地掃馬糞的時候……都曾經(jīng)偷閑寫過一些東西。但那目的，只在娛樂自己，所以寫后就丟了，散失了，并沒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經(jīng)經(jīng)提起筆寫，作為某個時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現(xiàn)在也有一兩篇存著的，那卻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時，沒熟人，又沒有錢，而且病了，住在MaungKhine Street（當?shù)厝A僑叫作五十呎路）的騰越棧內(nèi)，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討厭——想驅(qū)逐我，但并不明顯地表示出來。這，大概是念在同國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從床上拖起來。叫印度車夫送到仰光大醫(yī)院去，說是那里可以住下養(yǎng)病，并且不要什么錢。

同時又把我的全部財產(chǎn)——一包破書和舊衣，好好地包著，叫我隨身帶去。這突然好起來的舉動，使我非常地感激，當?shù)巧先肆�車的時候，眼里竟然含著致謝的淚了。然而到了醫(yī)院，才是由一位印度醫(yī)生馬馬虎虎地診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許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著，折了回來。但當這位好心腸的印度車夫，扶我走進店門時，老板便挺起肚子出來，塞在門口，馬起臉說：

“這里住不下了！”

并揮著他那胖胖的拳頭，仿佛硬要進去，便會動武似的。這樣，我就算被驅(qū)逐了。

在店門前的街沿邊上，我就把虛晃晃的身子，靠著我的小包袱坐著，靜靜地閉上了眼睛。

那時，心里沒有悲哀，沒有憤恨，也沒有什么眷念了，只覺得這浮云似的生命，就讓它浮云也似的消散吧。

這情形，大約是打動了旁人的悲憫吧？一個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慚愧竟忘記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沒有同省的同鄉(xiāng)。好半天，才想出了半個，因為這只是祖籍同省，生長卻是安徽的緣故。而且，這半個同鄉(xiāng)，說起來，還是一位久已不問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著這樣病了的我，處在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黃包車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門前，連我向他致謝的話，還沒聽清楚，就跟車夫一塊溜開了。

怎么辦呢？最后，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進去。因為那時候，僅是本能地渴望著一塊能夠安置病體的，而又是沒風的地方。

誰肯收留一個陌生人？而這陌生人何況又是病了的呢？當然的，這是需得經(jīng)過苦苦地哀求哪。同時又因為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讓我住了下去。

這位令我終生銘感的，而后來竟做了我的教師的出家人——萬慧法師（謝無量的三弟），一讓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

而我在病好了時，就替他買菜，煮飯，掃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學者，不住廟宇，一個人單過著清苦的教書的生活，那時還養(yǎng)活不起一個仆人，而我又一時找不著出賣氣力的地方，當然的，從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現(xiàn)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據(jù)起來了。

大約是，看見我一得閑就愛寫寫吧，他便問我能不能替當?shù)氐娜A人報紙，寫點東西去賣，因為好些編輯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寫得并不過分壞的話，當能大量容納一些。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強寫了一篇小說，投到《仰光日報》去。編者陳蘭星君在未登出之前，聽說作者是這么一個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給了二十個盧比來。于是，從此開始，我在零售勞力之外，又添上了販賣腦力的生涯了。

但那時，我對文藝的認識不足，以為這是無足重輕的，也不愿怎樣苦苦地去研究。

說到把文藝看重起來，則是同電影接觸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Sule Pagoda Road（當?shù)厝A僑稱為白塔路）的Globe戲院內(nèi)，看見一張好萊塢的片子。記起來，內(nèi)容大概是這樣的：新聞記者愛一名舞女，在美國經(jīng)過一些慘痛的波折，都未達到成功。

隨后舞女到中國賣藝，新聞記者打聽得這個消息，便遠遠地尾著追來。恰碰著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國大動亂的年頭，這一對年輕的戀人，剛要會在一塊互道思念之苦的時候，突然在人間失蹤，關(guān)進黑暗的獄里去了。然而，事情又湊巧得很，兩人居住的囚室，只僅僅隔了一層墻壁，彼此可以聽著聲音，而且，兩人的手，只要各從室門的洞上，伸了出來，就能夠互相熱烈地握著。但是，老使他們倆都感著痛苦而又傷心的，便是現(xiàn)已手握在一塊了，卻還不能面對面地相看一眼。關(guān)于犯罪的事實，且單舉舞女的來說吧。她在一位清朝大員的府上賣藝，適值當?shù)孛褴娖鹗�，將那大官殺在后花園里，舞女恰來碰見了這樣流血的慘劇，人幾乎嚇昏了。那時，大概又是正當清廷和民軍議和的消息傳來了吧，民軍的領(lǐng)袖，便趁此機會，把殺死清朝大員的罪名，輕輕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處以大辟的慘刑。

當舞女將要拉出去砍頭的那一天，新聞記者似乎買通了看守，逃出監(jiān)獄，便飛奔到電報局去，向美國發(fā)出求救的急電。于是，太平洋上的美國軍艦，馬上乘風破浪，向中國馳來，且放出飛機，夾著炸彈，飛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綁的舞女跪在斷頭臺上，讓萬眾參觀，給兩位屠牛大漢揮刀要砍的時候，美國的飛機到了，轟然一聲，炸彈從空投下。這一來，全戲院的觀眾，歐洲人、緬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國人，竟連素來切齒帝國主義的我，也一致噼噼啪啪大拍起手來。而美帝國主義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蠻”，“Telling the World”（這影片的劇名）的勛業(yè)，也于此大告成功了。因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華民族的人們，得了這么一個暗示之后，對于帝國主義在支那轟炸的“英雄舉動”，一定是要加以贊美的了。

雖然，從此認清了文藝并不是茶余飯后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藝身上，似乎還沒有這么打算過。

隨后，放逐回國來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獨行的時候，一頭碰見了幾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時，他雖然尚未動筆創(chuàng)作，但已經(jīng)苦心自修文藝好幾年了，聽見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經(jīng)歷，且將過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勸我無論如何也像他似的致力于文藝。并把當時窮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著，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無憂無慮地從事研究，寫作。又在研究和寫作的路上，熱心地給了我無窮的指示。記得那些日子的晚上，當我已經(jīng)倦了，頭偏向另一邊的時候，他卻還更加熱烈地說了起來，一面伸出手來，搖動著我的膝頭，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談?wù)撓氯�。我自己呢，當然感動來不得不努力了。那時也發(fā)下決心，打算把我身經(jīng)的，看見的，聽見的——一切弱小者被壓迫而掙扎起來的悲劇，切切實實地給寫了出來，也要像美帝國主義那些藝術(shù)家們一樣“Telling the World”的。還有好友黃綽卿，在緬甸仰光的華僑報紙《仰光日報》做排字工人，不斷地向工人朋友募捐來接濟我，使我生活有了保障，不致為了糊口，把筆放了下來。

這本處女作，就藝術(shù)上講，也許是說不上的。但我的決心和努力，總算在開始萌芽了。然而，這嫩弱的芽子，倘使沒有朋友們從旁灌溉，也絕不會從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現(xiàn)在會漂泊到世界上的哪一個角落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