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東坡志林》，又名《志林》，是蘇軾所作的一部筆記體雜著。宋代出現(xiàn)了許多以雜記、隨筆、漫錄為名的筆記體著作，后世統(tǒng)稱為筆記，這是一種非正式的、私人閑談性質(zhì)的新的文學體裁，內(nèi)容包括軼事、瑣言、風俗人情、游記、文論、書信、經(jīng)史考證、典故、雜感等等�！爸玖帧斌w最早為晉代虞喜所創(chuàng)，《晉書·虞喜傳》說虞喜“為《志林》三十篇”，內(nèi)容多為雜論、故事。蘇軾作《東坡志林》后，使得“志林”體在宋代流行一時，并對明代的小品文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東坡志林》的寫作年代集中在北宋元祐（1086—1094）、紹圣（1094—1098）年間。書中內(nèi)容十分博雜，涉及北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全書共有二百零二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前四卷）為雜記，分為記游、懷古、修養(yǎng)、疾病、夢寐、學問、命分、送別、祭祀、兵略、時事、官職、致仕、隱逸、佛教、道釋、異事、技術(shù)、四民、女妾、賊盜、夷狄、古跡、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二十八類；第二部分（卷五）為論古，共收入十三篇史論文章。
　　蘇軾是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其父蘇洵，母程氏。蘇軾與其父蘇洵、弟蘇轍皆擅長文學，被后人并稱為“三蘇”，蘇軾更是被說成是“雄視百代，自作一家”的文學大家（宋孝宗《御制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但縱觀蘇軾的一生，可謂命運多舛。嘉祐元年（1056），蘇軾二十一歲，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同離開蜀地，前往京師。第二年，蘇軾參加科舉考試，作《刑賞忠厚論》，得到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歐陽修本欲擢為第一，但因懷疑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為避嫌疑，將蘇軾置為第二名。此時其母程氏突然病故，蘇軾兄弟遂與父親一道返回蜀地，為母守喪。嘉祐六年（1061），蘇軾復(fù)中制科三等，這是有宋以來的第二人（第一人為吳育），引起京師轟動，人稱“百年第一”。其后，蘇軾先后任大理寺評事、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治平三年（1066），蘇洵去世，蘇軾又回鄉(xiāng)為父守喪三年。還朝時，正值王安石開始變法。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欲變革科舉、興學校、設(shè)三司、行青苗法，蘇軾上書一一反對，引起與王安石的沖突，蘇軾只好請求外放，于當年至元豐二年（1079），分別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當時，朝臣分為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新黨與反對變法的舊黨兩派（后者在元祐年之后被稱為元祐黨），兩派圍繞變法斗爭得非常激烈，蘇軾由于其反對變法的政治觀點，被歸入舊黨。元豐二年（1079）四月，蘇軾向宋神宗上《湖州謝表》，因在表章中流露出失意情緒，被新黨人抓住把柄，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又搜羅剔抉他的其他詩作，收集所謂證據(jù)，以此污蔑他對朝廷不忠。蘇軾當年就被御史臺逮捕下獄，后經(jīng)多方營救，乃至王安石親自出面為其求情，方免于一死，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為御史臺的別名）。出獄后，他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在黃州時，蘇軾以縱情山水自適，并買城東坡地種田補貼家用，自號“東坡居士”。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元祐。因哲宗年幼，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對王安石變法一向持反對態(tài)度，她在聽政后立即重新啟用舊黨，并將此前王安石變法的措施全部推翻，這一時期史稱“元祐更化”。蘇軾也在此時被召回京，任禮部郎中，他在短短幾個月內(nèi)接連升遷為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這是蘇軾仕途中最為一帆風順、春風得意的時期。但舊黨得勢后，不但廢止一切新法，而且盡逐新黨人物，平日熱衷于排斥異己、結(jié)黨營私，蘇軾對此頗有微詞，于是又不能見容于舊黨，元祐四年（1089），不得不以龍圖閣大學士的身份外調(diào)知杭州。蘇軾治理杭州六年，深得民眾愛戴。當?shù)卮蠛�，饑疫并作，蘇軾請求朝廷免除供米三分之一，又以賜度僧牒換米賑災(zāi)。第二年春，蘇軾再次減價糶常平米，遣人分發(fā)粥飯、醫(yī)藥，救活災(zāi)民甚眾。他在杭州期間，還整治西湖，疏浚湖底，筑堤壩防洪，杭民將西湖長堤名為“蘇堤”，以紀念蘇軾治理杭州造福于民的功績。元祐六年（1091）三月，蘇軾離開杭州短暫回朝，八月，又赴潁州任知州。這一年冬天，潁州雪災(zāi)，凍死者眾多，蘇軾對小民之艱辛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他竭盡全力紓解民困，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于夢中論《左傳》，獲得“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于饑飽之度而已。若過于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的感悟。其后，他又在揚州、定州等地出任知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新黨重新執(zhí)政，開始對舊黨人物打擊報復(fù)，蘇軾又被新黨目為舊黨而遭到貶斥。紹圣元年（1094），蘇軾被貶往廣東惠州，紹圣四年（1097），蘇軾已六十二歲，又被貶至海南儋州安置。直到徽宗即位后，蘇軾才被調(diào)往廉州，任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大赦天下，蘇軾復(fù)任朝奉郎，得以北歸京都，不幸的是在途中染病，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
　　《東坡志林》全書寫于蘇軾顛沛流離的貶謫歲月里，但“志林”之名，最初僅指卷五“論古”，并不包含其他隨手記下的雜感文章。元符三年（1100）蘇軾《與鄭靖老書》中說：“《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倍�其子蘇過也說：“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可見《志林》即今卷五“論古”，是蘇軾正式的創(chuàng)作，他本人對此也較為重視，將《志林》與自己的另一部經(jīng)學著作《東坡書傳》相提并論。現(xiàn)存五卷本《東坡志林》中的前四卷并不是蘇軾的正式著作，而是在蘇軾去世后，由后人將蘇軾生前所寫的一些雜記、題跋之類搜集、整理而成。
　　南宋時期，就有多種《志林》版本流行，到了明代，十三篇的《志林》與雜感筆記被人合編為一書，書名仍為《東坡志林》。雖然《志林》的大部分內(nèi)容只是些隨意記之的雜感文字，并無精心經(jīng)營布局的結(jié)構(gòu)章法，也沒有固定的體例，但仍有其獨特的價值。明代陳繼儒評論《志林》說：“此是活東坡也。”明人趙用賢《刻東坡先生志林小序》評價此書說：“皆紀元祐、紹圣二十年中所身歷事，其間或名臣勛業(yè)，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仙伎術(shù)，片語單詞，諧謔縱浪，無不畢具。而其生平遷謫流離之苦，顛危困厄之狀，亦既略備。然而襟期寥廓，風流輝映，雖當群口見嫉，投荒瀕死之日，而灑然有以自適其適，固有不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倍�明代性靈文學代表，“公安三袁”的袁中道《答蔡觀察元履》則說：“坡公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fù)有坡公哉！”（《珂雪齋集》卷二十四）
　　蘇軾的筆記、雜感小文與其長篇大論的“高文大冊”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其一，這些文字本身即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性和思想性。如《記承天夜游》：“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贝硕挝淖謽O其純凈，洗盡鉛華。《世說新語》記載王子猷乘興雪夜訪戴逵，興至而歸，蘇軾之月夜訪張懷民，論風雅趣味，與此相類。但《記承天夜游》是在蘇軾被貶黃岡期間所作的，在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背景下，還能有如許淡泊情懷作此文字，與前者相比，更為不易。蘇軾雖然屢遭貶謫，艱辛備嘗，但卻不失對人生的樂觀豁達。紹圣元年（1094），他被貶到惠州，居無定所，暫寄于松風亭中，可謂窮困潦倒之極了，但他卻在文中說自己因為時常外出游玩，不意而得“杖履所及，雞犬相識”之趣。而第二年搬到行館居住，處境稍有改善，他又感嘆自此“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見《別王子直》條）無論身在嶺南江北，境遇失意得意，天地之間處處皆有江樓之豁徹、幽谷之窈窕，何處春江無月明？文中表達了隨遇而安，無處不可得安寧的淡然之情。面對人生的種種不幸、無奈，他常常以詼諧、打趣的方式應(yīng)對。在湖州時，蘇軾因烏臺詩案被逮捕下獄，命懸一線，生死未卜，而當出門告別之際，家人正悲痛欲絕，他卻出人意料地甩出一個笑話，引得妻子不由失笑，而他則趁機出門，從而化解了一幕他不愿意見到的生離死別場景（見《書楊樸事》條）。這一類文字，其實是《東坡志林》價值最高的部分，正如趙開美評價的那樣：“片紙只字，無非斷圭折璧。”（《仇池筆記》序）蘇軾性情的真摯可愛于此躍然紙上，其中表現(xiàn)出來的高尚人生境界，足以令人景行行止。
　　其二，《東坡志林》記載了宋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廣泛涉及北宋時期的政治、風俗、宗教信仰乃至醫(yī)學、科技，可謂無所不包。這些記錄展示了宋代社會豐富多彩的畫卷，對于我們?nèi)�面了解宋代社會史、思想史極具參考價值。明代王圣俞在《蘇長公小品》中說：“文至東坡真是不須作文，只隨筆作記便是文�！蔽ㄒ螂S筆作記，故能廣泛擷取他個人以及周圍人生活中的細微瑣事，不刻意為之，更顯其自然真實，而尤足可貴。書中記載的一些朝野軼事，雖是閑談，但完全可作為對正史的補益，如《曹瑋語王鬷元昊為中國患》記載曹瑋勸王鬷提防西夏元昊的言論，為蘇軾親從其弟蘇轍處聽來，王鬷之孫為蘇轍的女婿，故此條可信度很高。《宋史·王鬷傳》也收入此事，大概即從《東坡志林》擷取而來。
　　在蘇軾之前，筆記一類文體，大多只為士林、官宦立傳，如《世說新語》、《唐語林》等，很少注意平民百姓的言行，《東坡志林》則記載了大量民間的異聞軼事，且專立“四民”的條目，這迥異乎傳統(tǒng)題材�！稏|坡志林》收錄東坡平生所見的逸聞、瑣言，無論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有片言可取者都采錄之，這是《東坡志林》一書的最大特色。如《記張憨子》記載了黃州一位奇人張憨子的故事：“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則甚異者，蓋不可知也�！薄朵涄w貧子語》寫蘇軾結(jié)識的一位民間修道者趙貧子，史傳未載此人，蘇軾不但記錄了他的言論，而且承認自己與其有過交往。書中諸如此類的文字，顯示出蘇軾對尋常百姓生活的關(guān)注以及親近民間的姿態(tài)。
　　《東坡志林》對北宋時期的科技、醫(yī)學發(fā)展也有所留意，書中專設(shè)“井河”類、“異事”類與“技術(shù)”類�！熬�河”類的《筒井、用水鞴法》詳細記載了宋時四川鹽工用筒井取井鹽之法；《汴河斗門》則考證了唐、宋兩代開封城外汴河兩岸興修水利工程、灌溉田地的情況�！爱愂隆迸c“技術(shù)”類則記載了北宋時期的醫(yī)學發(fā)展，如《記道人問真》介紹了針灸中新興的“指針法”，《單驤、孫兆》收入了一樁醫(yī)官入宮為宋仁宗診病的醫(yī)案。此外，在“修養(yǎng)”類里還有一些氣功導引養(yǎng)生的內(nèi)容。今天看來，這些都是寶貴的古代科技史、古代醫(yī)學史的歷史資料。
　　蘇軾一貫主張“詩須要有為而作”（《題柳子厚詩》），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也說蘇軾在外放杭州、湖州時“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東坡志林》中除了一些個人雜感、記異以及考證名物的內(nèi)容以外，有不少篇章就屬于“庶幾有補于國”的有為之作，這主要集中于卷四中的“人物”類以及卷五“論古”十三篇。這些文章往往是針對朝政的借古喻今之作，如《司馬遷二大罪》，雖然表面上批評的是戰(zhàn)國時候的商鞅，漢代的桑弘羊、司馬遷，但實際上是在抨擊王安石變法。此外還有像《游士失職之禍》一文討論朝廷用人政策的得失，《趙高李斯》一文主張實施法律上的寬刑政策等。在《東坡志林》的雜感部分，也有一些“托事以諷”的小文。如《治眼齒》，借自己治眼病的機會，引用張耒的話說：“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避姟⒚駥傩圆煌�，治法也要分別對待。治民，當讓民眾休養(yǎng)生息，以無事為上，如治眼病；治軍，當令軍隊多演練，多打仗，以軍法約束，如同治齒病時要讓齒多活動。這是從治病聯(lián)想到治國的大道理了。
　　《東坡志林》也有一些純粹的史論，這些史論文章受到了當時經(jīng)學風氣的影響。與固守章句家法的漢學不同，宋人治經(jīng)好疑經(jīng)傳、疑古，往往不拘一格，以己意解經(jīng)，這是宋學的一個重要特征�！稏|坡志林》中的一些經(jīng)史考證文章，也有疑古、自出己意的特點，如《元帝詔與<論語>、<孝經(jīng)>小異》，蘇軾發(fā)現(xiàn)《漢書》中所引的《論語》、《孝經(jīng)》與當時通行本有別，認為通行本有些詞句可能是后儒擅改的。他考證說：“皆與今《論語》、《孝經(jīng)》小異……疑為俗儒所增也。”《東坡志林》中的史論許多都帶有“翻案”的性質(zhì)，如《趙堯設(shè)計代周昌》談到漢初名臣周昌、趙堯，二人都是為歷代史家所稱許的賢臣，蘇軾對二人的評論卻反其道而行之，認為他們只是表面上忠于朝廷，實則“安能為高祖謀”，所為完全是出于私心�！额佅幥捎诎藏殹氛f一向以安貧樂道聞名的顏斶實際未曾聞道，而只是“巧于居貧”，擅長在生活中自尋樂趣罷了。再如俗論以為，桓范、陳宮多智有才，可惜明珠暗投，由于錯逢其主而遭不幸，蘇軾《論桓范、陳宮》則說二人既不善察人，又不知避禍，不可謂有智之士。蘇軾還評論“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說：“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茍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蘇軾說劉伶的曠達不夠徹底，假如他真的曠達至此，那么死則死矣，連負鍤自隨以埋也沒必要了，“死即埋我”這句話這說明他對生死還是有所在意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嫌棺槨衣衾為負累呢？諸如此類的史論，蘇軾所發(fā)的見解都是顛覆性的，讀來令人耳目一新，給人以不小的啟發(fā)。
　　《東坡志林》還記錄了當時各地的一些風俗，如《記女仙》講述了廣州一帶崇拜紫姑神的信仰，《豬母佛》則描述了蜀地一帶尊奉豬母佛的祭祀活動。有的篇章還記載了一些自然界的異象，如《池魚涌起》就記錄了發(fā)生在眉州的一次龍卷風。《東坡志林》有不少這樣的記異條目，對于此類道聽途說的異聞，蘇軾同樣認真地查閱經(jīng)典，作出詳細的考證，東坡學者之本色可見一斑。
　　《東坡志林》最早見于著錄者，為一卷本與三卷本兩種。一卷本為南宋左圭《百川學海》(咸淳本)丙集輯錄的《東坡先生志林集》，但內(nèi)容僅有十三篇史論文。三卷本《東坡志林》另有《東坡手澤》之名，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著錄《東坡手澤》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也。”《大全集》指的是福建麻沙書坊刻印的蘇軾《大全集》，陳氏既謂《手澤》與《志林》為同一書，可見《大全集》合輯本《志林》亦當為三卷，與《百川學�！芬痪韱涡斜静煌�。但麻沙本《大全集》、三卷本《手澤》已佚。今所見《東坡志林》除一卷本《志林》外，第二種為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趙開美（趙用賢之子）刊刻的《東坡志林》五卷本，清張海鵬嘉慶九年（1804）重刻，次年復(fù)輯入《學津討原》。第三種為明萬歷間商濬《稗�！肥珍浀摹稏|坡先生志林》十二卷，但內(nèi)容并未收入《志林》的史論部分。該《志林》出現(xiàn)的年代晚于比五卷本，內(nèi)容與五卷本有不少出入，比后者多出近二百則，多出的部分從他書中輯佚而來的。
　　五卷本《志林》并非宋代舊本，在明萬歷以前未見記載，且其內(nèi)容也有真?zhèn)坞s糅的問題，有些篇目系從《東坡紀年錄》、《類說》等書摻入，甚至個別文章有可能并非蘇軾原作，如卷二《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文理不清，詞句鄙俗，不太像是蘇軾的作品。不過相對而言，該書大部分篇目還是比較可靠的，故多為古今學者所取。本書所據(jù)《東坡志林》的版本為涵芬樓依《學津討原》本排印的趙開美五卷本《志林》，并參考了1981年中華書局王松齡點校本以及2007年中華書局劉忠林的評注本。本書在前人對《東坡志林》校注成果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蘇東坡全集》以及孔凡禮《蘇軾文集》、《蘇軾年譜》以及《宋史》，宋代各種筆記、史料文獻，對五卷本《東坡志林》重新注釋。在此過程中，糾正了此前校、注本的一些疏誤之處，并對全書二百零二條內(nèi)容作了點評。注評工作前后歷一年而成，雖自感盡力，但疏誤之處亦在所難免。今《東坡志林》注評業(yè)已完稿，但愿此書的出版能對蘇軾的研究稍有裨益，也懇請學術(shù)界的各位同仁以及廣大讀者多加賜教，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