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濕最高花——自序
　　章緣
　　1990年我從臺北去了紐約，2005年又遷到上海。幾次跨洋遷徙，讓我在很多時候是個外來者、是新人，需要對別人介紹自己。我滔滔說著，用這個譬喻那個象征，最重要的是說彼此的同和異，如此讓對方更容易理解，我也更理解對方和身處的新世界�；蛟S，這種努力融入當下環(huán)境和語境的經驗，讓我成為一個寫故事的人。
　　最近重讀李義山絕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痹诙潭潭�十字里，我看到一幅既悲且艷的印象派油彩，讀到戀慕、執(zhí)著和追求，這些竟然如此貼合多年來在第二故鄉(xiāng)寫作的心情。
　　對羈旅之人，那像春日般令人向往的是懷念的原鄉(xiāng)，它不斷在向后隱退，你不再擁有它的現在和未來，只有過去還魂牽夢系。美好的春日又何嘗不是此刻安身的他鄉(xiāng)？它跟你有心靈和文化上的距離，咫尺天涯。寫作者無論是在筆下追索那不斷隱退的原鄉(xiāng)，還是試圖把異鄉(xiāng)拉近融入，都是春日里黃鶯的啼叫，雖然動聽，但是夜幕即將四合，所余不多的時光在不斷流逝。距離上的遙遠，時間上的緊迫，于時空雙重的焦慮下，寫作者拼命在啼唱，啼出了血淚，為的是沾濕最高處的那朵花。這朵最高花，到底是什么樣的奇艷之花?
　　時間和空間，這是每個寫作者筆下要處理的問題，更是在第二故鄉(xiāng)寫作者的自我詰問。嘶嘶流逝的時間，改變著寫作者對原鄉(xiāng)和異鄉(xiāng)空間的感知�？傆心敲匆惶欤�你發(fā)現你只能敘說對原鄉(xiāng)的回憶，而異鄉(xiāng)悄悄進入你，成為你的現在。至少，這是我的經歷。
　　從中國臺灣去了美國紐約之后，我才正式進入文壇，被視為“旅美作家”，是海外華文作家中的一員。到了中國上海，在許多場合，我被介紹為“中國臺灣作家”。回中國臺灣打書演講，大家覺得我講話用詞帶著陸腔，對我投以“客從何處來”的眼光……我早已學會不在意這些標簽，因為所有的標簽，只是方便他人指認。標簽無非在提醒我，我已經不在原鄉(xiāng)，而分別長居十多年的紐約和上海，如果夠幸運的話，應該已經成為身心的第二故鄉(xiāng)，也是我據以寫作的地方。
　　從寫下第一篇小說起，我的寫作便非常個人化，它來自一種內在的需求，是賴以安身立命的喃喃訴說，所以我最在意的是怎么寫，寫什么。來到上海之前，我沒有想象過中國大陸文壇是怎么樣的一種機制和樣貌，一無所知也就一無所懼，唯一在意的是，自己是否能繼續(xù)寫作。初抵上海，一人不識，不知道有什么文學期刊，也不知道如何投稿。幸而故交莊信正老師從美國來滬，莊老師是張愛玲在美極少數的知交之一，跟張愛玲專家陳子善老師熟識，借住陳家時提及我。陳老師約我見面，就著洋氣的咖啡和鮮奶油蛋糕（情調迥然不同于之前我棲居一年的北京茉莉香片和花生米），開口便問我想不想在上海投稿？熱心腸的陳老師幫我遞了兩篇小說給《上海文學》，其一便是《媳婦兒》，兩篇小說同期刊出。幾年內，《上海文學》和《小說界》分別發(fā)了我十篇小說，我的發(fā)表園地也逐漸向南向北拓展，天地越寫越寬。
　　一開始，我采用中國臺灣人的視角，一個外來者的眼光，這是我最能掌握的視角。但是它并非沒有挑戰(zhàn)性，因為小說人物不是活在真空或想象中，他活在今日的大上海，對上海的一切，從人們的食衣住行到城市樣貌，如果沒有一定的了解，就無法構建一個有說服力的小說世界。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還必須對大歷史有所認識，因為人物是從過去走到現在，他個人和家庭的過去，你可以蜻蜓點水，但每次點水都要在點上，每一塊建構的磚石，都要經過細細打磨和挑選。這樣的書寫，比起在原就熟悉的文化和環(huán)境里寫作，少了信手拈來的自信，多了臨淵履薄的小心翼翼。
　　我寫在上海的臺灣白領和臺灣太太，也寫常民運動如跳舞和乒乓，甚至從普遍的休閑活動如推拿擷取靈感。我慢慢寫，在精不在多，重要的是寫出一篇能立起來的作品，而不是數篇浮光掠影的刻板印象。
　　在上海的時間長了，有一天，我寫出一對年輕女孩在上海的故事《閨中密》，兩個人物都不是臺灣人，2013年發(fā)在《長江文藝》，入選《作品》雜志。從此，我的創(chuàng)作翻開了新頁，可以放下過去緊抓著的臺灣人視角的拐杖，自由書寫第二故鄉(xiāng)了。《善后》和《跟神仙借房子》是其中代表。這樣的書寫，相當于離開寫作者的舒適區(qū)（comfortzone），進入別人的領土，需要步步為營，而且吃力不討好。但是我擁抱它的到來，它讓我的書寫更加自由，何況，我的舒適區(qū)早就被幾次跨洋遷徙打破，不能再為我遮風擋雨了；它成了遺跡，成了參照物，它在天涯。
　　除了從所在環(huán)境取材，女性意識貫穿我諸多作品，反映了不同人生階段的反思。在本書中，從《更衣室的女人》始，以《謝幕舞》終，穿插了《舞者莎夏》《大水之夜》《媽媽愛你》《攀巖》等篇，都在書寫女性的角色和命運。不論我去到哪里，這個主題都會跟著我，以不同的旋律變奏，并隨著個人生命的進入秋冬，展示不同風景的奧秘。
　　長居過中國臺灣、美國紐約和中國上海，我筆下的故事場景跳轉于此三地，人物也往往是游子、候鳥和旅居者。在書寫中我發(fā)現，不同地區(qū)和族群的故事，常會引帶出不同的敘述腔調和語言運用。寫上海故事時自然會使用上海方言，而寫美國人領養(yǎng)中國女嬰的《失物招領》，浮現腦海的文句多是英文，對話部份便盡可能保留英語的特色，并把美國中產階級親子關系的種種，跟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的區(qū)隔開來。這種自由出入一種以上文化的能力、多元視角的觀照，是在第二故鄉(xiāng)書寫者的優(yōu)勢。有趣的是，當我在大紐約區(qū)，住在郊區(qū)幽靜的花園洋房時，常感題材匱乏。但是遷居大陸幾年之后，距離讓我更能看清全貌，渾沌的世界突然結晶成像，我順利寫出了像《丹尼與朵麗絲》這樣的移民故事。
　　這種寫作版圖的置換和變遷，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很難斷其優(yōu)劣。但是我總相信，沒有什么是“更好的寫作地”，只有“最好的寫作地”，那就是寫作者當下的所在。如此，我在第二故鄉(xiāng)寫作，彳亍于少有人跡的路上，接受從創(chuàng)作到發(fā)表的各種考驗，轉眼二十余載。而我所追求的，不過就是幾篇能跨鄉(xiāng)越界、引發(fā)不同族群共鳴的好作品。對我而言，這就是那個最高花。
　　這本集子精選了比較滿意的二十篇作品，其中，在上海寫出的故事占了絕大多數，可見第二故鄉(xiāng)對我文學生命的滋養(yǎng)。在上海文藝社出版短篇集，一直是我的夢想，感謝文藝出版社副社長謝錦和《小說界》執(zhí)行主編、也是本書責編喬曉華兩位老師，助我美夢成真。謹以此書獻給兒子世源，他在上海長大成人，給伴我寫作的泰迪小寶，它將在此地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