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靜止狀態(tài)下，一個人的性格永遠都不會引人注目，也不會給人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就其本身而言，它實在是一種單調(diào)乏味之物，只有它被召喚而付諸行動時，才會顯現(xiàn)出其美輪美奐的姿態(tài)。

亞當·斯密，修辭與純文學講座

1763年1月17日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3月9日。盡管大衛(wèi)·休謨*認為需要花太多心思才能使一部作品擁有廣泛的讀者，但在愛丁堡、倫敦和巴黎的政界和知識界，它立即獲得了眾多讀者的青睞。就連亞當·斯密作品的最睿智的批評家、前馬薩諸塞州州長托馬斯·鮑內(nèi)爾都承認，與其他失敗的人不同，亞當·斯密成功地創(chuàng)建了一個體系，它或許能夠解決主要科學領域和人類社會知識及其運行過程中的一些首要問題，它可能會成為政治行動計劃的原則……正如數(shù)學對于機械學、天文學和其他科學的意義一樣�！秶�富論》的成功改變了亞當·斯密的生活，這使他順利入職可以帶來豐厚收入的蘇格蘭海關局，他非常認真地對待那份半閑職的工作，盡可能地出席董事會會議；當他無法參加會議時，也會及時表示歉意。他成為蘇格蘭開明文人中最知名的一個，他是那些到愛丁堡朝圣的文化觀光者篤定要拜訪的人，也是一個餐桌談話和各種怪癖都會被當?shù)厝私蚪驑返赖娜�。但是，�?8世紀80年代，亞當·斯密本就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變得格外糟糕，這緣于多種因素：他本身的疑病癥*，與他幾乎相伴一生的母親的去世，以及這個友善但又非常重視個人生活的人所置身的那個狹小而又緊密的終生朋友圈的縮小。這些因素削弱了他的斗志和知識的能量，并且讓一種事實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他用生命去創(chuàng)造的那個浩大的知識工程（《國富論》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將永遠無法完成。就像培根和霍布斯一樣，像17世紀偉大的自然法學家格勞修斯和普芬道夫一樣，像他的兩個導師弗蘭西斯·哈奇森和大衛(wèi)·休謨一樣，也像他極為欽佩的達朗貝爾和其他18世紀編纂《大百科全書》的法國學者一樣，亞當·斯密相信，基于對人的本性和人類歷史的觀察而建立起一個真正的人性科學是可能的；這種科學不但可以解釋在不同類型的社會所創(chuàng)建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原則，而且還可以解釋作為開明的統(tǒng)治者擴展其臣民的自由和幸福、追求其統(tǒng)治區(qū)域的財富和權力的管理與立法原則。

這個偉大的學術項目塑造了亞當·斯密的整個知識生涯。他是在18世紀3040年代從哈奇森和休謨那里第一次了解到這一點的，當時，他還是格拉斯哥大學和牛津貝利奧爾學院的學生。他于17481951年期間在愛丁堡所發(fā)表的、于17511764年期間作為格拉斯哥大學邏輯和形而上學教授（后來是道德哲學教授）予以完善的授課筆記和論文，逐步奠定了他自己的思想體系的基礎。他在這期間的著作的主題范圍是極為廣泛的，涉及語言、修辭、道德、法學、政府、美術和天文學的原理。他的朋友和傳記作家杜格爾德·斯圖爾特指出，他總是通過追溯人性的起源而對這些主題加以分析。亞當·斯密在1759年出版了有關人性科學上層結構理論的第一部分《道德情操論》。該理論解釋了男人和女人如何尋求滿足自身的道德需要，并學會與他們自己以及周圍的世界和諧相處。這既是一種社交性理論，也是一種倫理學理論，實際上是就一個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道德經(jīng)濟提供了解釋。《國富論》則構成了那個上層結構的第二部分，它描述了歷史上不同類型的公民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并集中分析了在一個國際秩序因帝國擴張和商業(yè)發(fā)展而改變的時代，現(xiàn)代政府在推進公民的財富、自由和幸福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但是，這個研究項目的最后兩部分涉及文學、哲學、詩歌和雄辯術所有分支的哲學史，以及一種法律與政府的理論和歷史未能完成。這兩方面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收集齊全，它們的部分框架內(nèi)容也已基本成形，亞當·斯密在1785年寫道：由于年老乏力，盡管我極力對抗這種局面，可還是覺得越來越力不從心，因此我能否完成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目前都還是個未知數(shù)。請參閱：《亞當·斯密通信集》，第286287頁。那時他62歲，卻感覺自己已是耄耋老人。

亞當·斯密的健康狀況與日俱下。1787年春天，在最后一次出發(fā)去倫敦之前，他讓他的兩個遺囑執(zhí)行人來探望他。這兩個人分別是他的老朋友、化學家約瑟夫·布萊克和地質(zhì)學家詹姆斯·赫頓。就像他本人一樣，這兩個杰出的科學家都瞥見過那個宏大而未完成的學術計劃。亞當·斯密讓他們毀掉他所有的授課和講座筆記。兩年之后，在他去世幾周前，他提醒他們務必做完該做的事。處理掉他們所喜歡的他的其余手稿。杜格爾德·斯圖爾特說赫頓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