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中國歷史可讀耶？二十四史、兩《通鑒》、九通、五紀事本末，乃至其他別史、雜史等，都計不下數(shù)萬卷，幼童習焉，白首而不能殫，在昔猶苦之；況于百學待治之今日，學子精力能有幾者？中國歷史可不讀耶？然則此數(shù)萬卷者，以之覆瓿，以之當薪；舉凡數(shù)千年來我祖宗活動之跡足征于文獻者，認為一無價值，而永屏諸人類文化產(chǎn)物之圈外；非唯吾儕為人子孫者所不忍，抑亦全人類所不許也。既不可不讀，而又不可讀，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讀之，然后出其所讀者以供人之讀。是故新史之作，可謂我學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學之進步有兩特征。其一，為客觀的資料之整理：疇昔不認為史跡者，今則認之；疇昔認為史跡者，今或不認。舉從前棄置散佚之跡，鉤稽而比觀之；其夙所因襲者，則重加鑒別，以估定其價值。如此則史學立于“真”的基礎之上，而推論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為主觀的觀念之革新：以史為人類活態(tài)之再現(xiàn)，而非其僵跡之展覽；為全社會之業(yè)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譜錄。如此，然后歷史與吾儕生活相密接，讀之能親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讀者領會團體生活之意義，以助成其為一國民為一世界人之資格也。歐美近百數(shù)十年之史學界，全向于此兩種方向以行。今雖僅見其進，未見其止；顧所成就則既斐然矣。

我國史界浩如煙海之資料，茍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只覺其可厭。茍有法以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采之不竭；學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貢獻于世界者皆可以極大。啟超不自揆，蓄志此業(yè)，逾二十年，所積叢殘之稿，亦既盈尺。顧不敢自信，遷延不以問諸世。客歲在天津南開大學任課外講演，乃裒理舊業(yè)，益以新知，以與同學商榷。一學期終，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卷，凡十萬言�？鬃釉唬骸肮び�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蔽嶂问匪�持之器，大略在是。吾發(fā)心殫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創(chuàng)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將悉以各學校之巡回講演成之。其第二卷為《五千年史勢鳥瞰》，以今春在北京清華學校講焉。第三卷以下以時代為次，更俟續(xù)布也。

顧茲事體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為力；況學殖淺薄如啟超者，重以講堂匆匆開演，講義隨講隨布，曾未獲稍加研勘，則其紕繆舛誤矛盾漏略之多，又豈俟論。區(qū)區(qū)此稿，本宜堅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結(jié)果，雖未必有價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則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貿(mào)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

孟子曰：“取人為善，與人為善。”吾之此書，非敢有以與人也，將以取諸人而已。愿讀者鑒茲微尚，痛予別裁，或糾其大端之謬，或繩其小節(jié)之疏，或著論箴駁，或通函誨責，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蛻變以成定本，則片言之錫，皆吾師也。

民國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啟超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