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最初不冷不熱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這是由于1951-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以來他們的思想意識已被重新塑造。盡管擔心放松之后壓力又會隨之而來，但他們最后仍對官方再三的推動和對1957年整個5月中那些大膽發(fā)言的人沒有受到大量涌現(xiàn)的反批評的懲罰這一事實作出了反應。從一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批評基本上沒有危及黨的統(tǒng)治。大部分批評涉及與其作用和職能直接有關的問題和沖突。此外，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提出的批評與1956年以來官方媒介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教主義”的責難相似。甚至一些體制改革的建議，諸如把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轉變?yōu)槿珖�人民代表大會的上院的想法，也反映了黨內最高領導人已經提出的想法。
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攻擊深深地令人不安。這與其說是由于某些意見（偏差可能是因某種原因而從制度內部產生的說法，甚至少數(shù)要求黨消亡的過激情緒）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由于知識分子與黨的權威的日常對抗的抱怨情緒的升級和他們反映的不滿情緒的深度。從甚至上街陳訴其不平的學生行動中可以看出，情感的強度是很明顯的。通過集中攻擊黨的干部在其工作單位日常事務中的缺點，知識分子實際上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中是否有能力領導中國的問題�？墒潜仨殢娬{的是，這并不是對制度的否定。甚至幾名最直率的學生批評者仍支持公有制，歡呼毛澤東是“拯救中國的革命領袖”，并且向中共表示了即使是又恨又愛，卻是忠誠的態(tài)度：“我們需要黨的領導，但堅決反對黨單獨作出決定�！薄傍Q放”的結果說明了對制度的主要綱要和中共建設新中國的綱領的繼續(xù)支持，但也表明有技能的集團對各種黨的統(tǒng)治的具體形式的嚴重不滿。到5月中，黨的領導對所發(fā)生的一切感到沮喪。在發(fā)展中已被委以重任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受到培養(yǎng)的學生的不滿程度使人深感苦惱。此外，黨的干部的士氣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們被要求忍受批評的沖擊。
“百花運動”的試驗為什么失��？說到底，失敗是由于對中國新形勢的某些根本性的錯誤認識。毛澤東假定知識分子本質上站在社會主義一邊，與制度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于是他斷定，他們甚至對像黨的整風那樣敏感的事情，也能作出積極的貢獻。這樣就沒有考慮到以下的事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以來，一直受到沉重的壓力；他們所設想的自己的利益常常受到嚴重的侵害；他們與黨的干部的關系特征是互不信任。當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推到整風的前列時，他實際上要求他們執(zhí)行一項不可能做到的任務：大膽地批評他們常常害怕和厭惡的黨的當權派，可是在批評時又要本著“和風細雨”的精神。
黨的干部也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上。實際上，他們正被要求重新確定黨的領導權力，要用過去從來沒有明確規(guī)定過的方式，去考慮非黨知識分子的觀點和才能。此外，他們本人也受到這些出身有問題和思想落后的人的批評，這種情況似乎是最不公平的。由于干部和知識分子之間潛在的緊張關系，任何加劇這些緊張關系的嘗試，不管是多么不自覺，必定會無法控制（進一步的討論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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