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細說兩晉南北朝》

《細說隋唐》《細說宋朝》序言 沈渭濱 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學前輩黎東方教授同意，以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為題，將原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細說民國創(chuàng)立》四書，在中國大陸出版發(fā)行。 書出之后，眾口交譽，大量加印，不脛而走，黎先生聞之欣喜。為完成細說中國全史夙愿，以老驥伏櫪之壯心，再應責編崔君美明約請，續(xù)寫《細說秦漢》《細說兩晉南北朝》《細說隋唐》《細說宋朝》四種，并將已經(jīng)成書之《細說三國》先行交付出版。不料，執(zhí)筆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為竟黎先生遺愿，亦為眾多愛讀細說體史書之讀者計，乃多方籌劃，約請黎先生高足及京、滬兩地素有研究之學者，分擔撰著。經(jīng)數(shù)年努力，新撰四種細說之書，終于面世。至此，細說中國歷史叢書集兩代史學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當可欣慰也乎! 細說體是黎先生開創(chuàng)的一種新的敘史體裁，底成于早年在重慶之講史盛舉。 講史古已有之。古之講史者，誠如鄧廣銘先生所論，都不是讀過史書，更遑論有所研究的民間藝人。所講內(nèi)容，只是以某一朝歷史或人物為由頭，加以演義和穿插逸聞傳奇，增添一些故為熱鬧的場面，與真實歷史相距甚遠。由此形成的文本，歷代相傳，幾經(jīng)潤色，成為演義、平話一類文學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說之林。 黎東方先生在重慶講史，則以歷史學家的睿知講真實歷史。既不虛構(gòu)情節(jié)，又不增添傳奇，完全依史實本身的曲折復雜，憑藉精熟的會通和高度識見，以逸趣橫生之辭鋒，勾起聽眾興味，引發(fā)歷史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想共鳴，傾倒四座，轟動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僅獨辟歷史通俗化的蹊徑，而且開創(chuàng)了不同于古代之紀傳體及現(xiàn)代之講義體通史、斷代史一類著作的新體裁。這種體裁，黎先生自己稱之為細說體。 由講史發(fā)為著述，細說體史書的撰寫自有其要領(lǐng)可循。 一是融會貫通。黎東方先生不僅對已逝的歷史過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縱橫融通，而且對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職官、典制、地理、文化、學術(shù)之嬗蛻演變。故而開講中能統(tǒng)而貫之，信手拈來；著書時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為一朝信史，合之，則成中國通史，前后賡續(xù)，上下一體。雖然，會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對數(shù)千年歷史及相關(guān)學問精熟融通、備知種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難得。所以，作細說體史書之難，竊以為首先就難在必需對中國歷史做到真正的融會貫通，才能寫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會通既是講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礎(chǔ)，又是睿知之所養(yǎng)成，卓識之所由來。黎先生即是因會通而悟得歷史發(fā)展之關(guān)鍵，歷史人物之功過，學術(shù)流變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張弛，在在皆有獨識精到之論。凡關(guān)乎全局者，詳為論說而不厭其煩，細為闡述而不吝篇幅；無關(guān)宏旨者，則一般交代，點到為止。既具大體，猶見要領(lǐng)，取精用宏，洞其底蘊。所以，細說體史書，不像講義體斷代通史那樣舉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點，謀篇布局、主次分明；設(shè)題自如而不受章節(jié)拘束，各題詳略不強求平衡，全依重要與否為轉(zhuǎn)移，顯得活潑而富有個性。讀其書，真可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三是深入淺出。細說體史書既從講辭而來，講史要吸引聽眾又不失歷史真實，深入淺出、順暢達意自是題中之義。黎先生所著《細說三國》《細說元朝》等書之所以備受歡迎、洛陽紙貴，就在于敘事明白曉暢而不佶屈聱牙，立論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奧；考鏡源流時條縷清晰、精要畢具，辨章學術(shù)則見微知著、要言不煩。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讀者得歷史知識，又能給治史者以啟迪。好讀耐看，雅俗共賞。雖然，黎先生著書的本意在使歷史知識普及化，所著諸書被鄧廣銘先生評為標準的深入淺出的歷史讀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從違，校訂正史之誤而于不疑處有疑，未嘗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淺出的史書，必定是可以雅俗共賞的作品。 新撰四種細說的作者，都能追躡前賢，深知要領(lǐng)。他們雖然不像黎先生那樣由講史而發(fā)為著述，但因為都在大學中教授中國歷史而又有深入研究，對黎先生已出各書多所心悟，所以在體例上自可接續(xù)。其中，《細說秦漢》，黎先生原有部分遺稿約10萬余字，由黎夫人囑托先生高足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陳文豪先生整理。因內(nèi)容不齊，崔美明女士又約請中央黨校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王子今先生補寫15萬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細說秦漢》一書。則其體例、風格，當可與黎先生相合。 《細說兩晉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學院現(xiàn)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沈起煒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豐碩，長年在教學第一線。聽過他講課的人，都為他熟諳史事、幽默風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細說體裁，深得三昧。我拜讀過他寫的這部著作的校樣，覺得無論在文風上、論析上都堪稱一流。 《細說隋唐》，由上海大學趙劍敏教授承擔。趙先生對細說體鉆研亦深，觀其《自序》即可概見。《細說宋朝》由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虞云國教授撰寫。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學家之一程應镠教授的嫡傳弟子，治宋史逾20年，論著頗豐，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書視為研究宋史的階段性小結(jié)，并對宋史中不少相關(guān)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寓學術(shù)研究于深入淺出的敘述之中，正合細說體雅俗共賞的特點。 以上四種新撰細說，雖然整體上都承襲了黎先生開創(chuàng)的路徑，但因成于不同學者之手，在寫作風格上自難以一致，在各個斷代之間若干文化學術(shù)的承襲轉(zhuǎn)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貫方面，也稍有疏忽之處，難能如獨立著書之一氣呵成。這些都屬眾手修史習見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細說體之特點、則例而言，新撰四種，俱能踵武黎公，與先出之五種，庶幾乎珠聯(lián)璧合。 細說中國歷史叢書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人民出版社為適應社會不同層次對史學訴求而從事的系列出版計劃之一。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該社就約請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窮十余年之功，集眾多學者之力，終于在1999年出齊了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學術(shù)性通史著作，代表了當時中國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內(nèi)有識之士就有編輯出版中國斷代史系列的計劃，并付諸實施。90年代中期，又將自遠古至清代的中國歷史，按各個斷代，重版已經(jīng)出過的有關(guān)專著，再約請有精深研究的專家學者分別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質(zhì)量的斷代史學術(shù)著作。近些年來，已出版了王玉哲《中華遠古史》，楊寬《西周史》《戰(zhàn)國史》，林劍鳴《秦漢史》，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8種。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陳振《宋史》、湯綱《明史》等5種，正在撰寫或在修訂。有鑒于以上兩項都是適應專家、學者及高校師生教學研究之用，于是90年代后期，責編崔美明女士乃有為適應中等文化程度讀者之需要而編輯細說中國歷史叢書，普及歷史知識之計劃。 這套中國歷史通俗讀物的配齊出版，不僅使該社長期來為之努力的系統(tǒng)工程，在結(jié)構(gòu)上更趨合理，而且為歷史知識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資參酌的路向。 歷史普及化，是一項提高民族文化素質(zhì)，涵養(yǎng)愛國情操的大業(yè)。先哲有文脈中斷謂之亡天下之說。太炎先生稱：夫讀史之效，在發(fā)揚祖德，鞏固國本，不讀史則不知前人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后人守成之不易，愛國之心，何由而起?一個漠視自己歷史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加強對青少年的歷史教育，普及歷史知識，無論對培固國本，弘揚民族精神，接續(xù)中華文脈，都具有深遠意義。就此而言，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的出版，稱得上是嘉惠當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東方教授原擬在寫完計劃中的四書之后，請?zhí)普癯Ｏ壬�作一長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遺愿未得實現(xiàn)。責編崔美明女士轉(zhuǎn)而要我承乏，推辭不得之下，只好誠惶誠恐寫了上面幾點，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