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在線讀 土布上的鄉(xiāng)愁 王安憶和她姐姐安諾來嘉定，茶敘之間，殷慧芬送她倆一人一塊老土布，小格子花紋，一塊色深一塊色淺，都很好看。安諾、安憶很開心。安憶說，上次王小鷹在嘉定買了塊格子土布，后來她去做了件衣裳，做工要900塊。我說，怎么那么貴？王小鷹大概太考究，殷慧芬叫嘉定土裁縫做，百把塊就夠了，做得也蠻好。我從柜子里取出其中一件，在身上比畫著：“我還穿著它周游世界呢！”安諾說：“拉鏈用紅顏色，蠻跳額。好看�！� 王安憶說王小鷹買土布，是在2014年元旦。那天我們陪安憶夫婦、王周生夫婦和王小鷹逛街。州橋一家門面很小的舊貨店讓女作家們駐足停留。小店門口攤放著不少從嘉定鄉(xiāng)下收來的老土布，她們挑揀著買了好幾匹。每匹長三十余尺，才賣幾十元。我在江南一些景點見過今人在織機前新織的土布，所用棉紗已全非昔日農(nóng)婦手工搖紡，質(zhì)地也遠不如老土布緊致細密，價格卻以尺論，很貴。 嘉定織布自古有名，明代王鏊《姑蘇志》有記：“木棉布，諸縣皆有之，而嘉定、常熟為盛�！痹�代元貞年，黃道婆從崖州回江南，“嘉定盡得其彈弓、紡車、踏機、擲梭之法”，黃渡等地的織布“堅致而利用”，名噪一時。 嘉定紡織的繁榮，與地理位置襟江濱海，地高土沙，宜棉花生長也密切相關(guān)�！凹我刂�男，以棉花為生。嘉邑之女，以棉布為務(wù)。棉花以始之，成布以終之”。明代永樂年，江南巡撫周忱“以邑不產(chǎn)米，家習紡織，奏請民輸布一匹，準米一石”，使嘉定受其惠，得以減繳田賦十萬七千多石米糧。明清時期，嘉定的飛花布“以染淺色，鮮妍可愛，他處不及”，丁娘子布“紗細工良”，扣布“光潔而厚”，斜紋布“斜紋間織如水浪勝子，精者每匹值至一兩，勻細堅潔，望之如絨”，還有紫花布、茶花布、高麗布等，品種達二十余種。 大約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嘉定鄉(xiāng)下許多農(nóng)家仍有織布機，女子大多會織布。殷慧芬前些年寫過一篇散文，其中有一段： 天也已經(jīng)擦黑了。師母點亮了油燈，又打開了織布機，織起了農(nóng)家土布。墻頭上晃動著師母搖曳的身姿，光影浮動，有時候竟占據(jù)了整整一堵墻。凝望著油燈橘紅色的火苗，滿滿一屋金色的光亮猶如師母腳下的布機聲，綿綿不絕涓涓細流……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擴張，鄉(xiāng)村的土地被征用，耳熟能詳幾百年的古鎮(zhèn)地名被改為“工業(yè)區(qū)”“新區(qū)”，農(nóng)舍被動遷至名稱洋里洋氣的“新家園”，殷慧芬筆下的這種景象就再見不到了。 我和殷慧芬常在嘉定老街逛走，有時見到老土布整捆地堆在舊貨攤上，甚至連當年捆扎的紗繩都原封不動，布的色澤鮮艷如初。攤主告訴我，這些原本都是鄉(xiāng)村姑娘做新娘時壓箱底的嫁妝。每每見之，我們一次次解囊，一匹匹往家搬。之后做襯衣、外套、裙子，外出旅游時，常常一件件替換著招搖過市，博得異國他鄉(xiāng)人的眼球。有一次，在日月潭，一位臺灣女子長久地打量著殷慧芬一身土布衣衫，忍不住夸獎：真好看。 鄉(xiāng)下人不再稀罕的、“三鈿勿值兩鈿”急著要賣脫的老土布，城里文化人卻喜歡。我在書法家張森家里看到過他用老土布做的西裝。我的一些年輕朋友把老土布親切地稱為“民國布”，也許是對上世紀30年代的一種懷念和追憶。去奧地利旅游時，來自江蘇錦溪的一位80后導(dǎo)游一身“民國布”的衣衫博得了阿姨們一陣喝彩，連連夸贊他的新潮。 我一個朋友的兒子最近談婚論嫁，殷慧芬問她未來的兒媳長得怎么樣，能不能發(fā)一張照片來讓我們“先睹為快”？朋友發(fā)圖片來了，好一個準新娘，穿一身深藍條紋老土布做的旗袍，婀娜有致，手持絹扇半遮臉，還真有幾分民國大家閨秀范呢！老土布時裝中的青春氣息，既是時尚與傳統(tǒng)的交會，更是時空的穿越。透過土布纖維散發(fā)的活力，擋也擋不住。 老土布還可以做沙發(fā)套、提包、書套……我還喜歡在我收藏的老家具上用土布做鋪設(shè)，享受一種悠遠古樸的氣息。 有一次，馬陸有識之士在村里辦“土布時裝秀”，還特會向我們借了好幾件土布衫。聽說那次“時裝秀”很成功。我在為他們高興的同時有點納悶：土布本在鄉(xiāng)下農(nóng)村，現(xiàn)在怎么反過來向城里人借了呢？ 老土布還是饋贈友人的珍貴禮物。王周生說，她送土布給外國朋友，老外聽說是過去農(nóng)村婦女手工織的，很激動呢。李章告訴我，王安憶也用土布作為禮物饋贈朋友，比如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xié)會總會長、作家戴小華。讓我特別感慨的是，2014年5月，王安憶應(yīng)“余光中人文講座”邀請，去臺灣演講，送給余光中的也是她在嘉定州橋買的鄉(xiāng)下老土布。 余光中的一首《鄉(xiāng)愁》膾炙人口： 小時候， 鄉(xiāng)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后， 鄉(xiāng)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 余光中手捧王安憶從大陸帶給他的農(nóng)村手工織布，我不知道詩人心頭涌起的又是一種怎樣的鄉(xiāng)愁。 竹間雅韻 幾年前，在歙縣老街看到幾件舊時竹刻作品，便與店主搭訕，說我來自嘉定，竹刻之鄉(xiāng)。店主是位五十上下的婦女，看上去很普通，卻脫口而出：“嘉定竹刻始祖朱松鄰是我們徽州人�！闭Z氣比我更牛。 她沒有說錯，朱松鄰原籍確是安徽新安（今歙縣），南宋建炎年間（1127—1130），其祖徙華亭（今上海松江），六世時又遷居嘉定，居城內(nèi)東清鏡塘。徽州四雕（木雕、竹雕、石雕、磚雕）本馳名天下，但朱松鄰開創(chuàng)的嘉定竹刻，名聲卻超越了他的先祖居地徽州，成為中華竹雕的代表性流派之一，2006年入選首批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究其緣由，我以為就因嘉定竹刻中的文人雅士風韻。 我國盛產(chǎn)竹，歷代文人也多以竹自喻，“歲寒三友”、梅蘭竹菊“四君子”中都有竹。文人愛竹、詠竹、畫竹，將竹作為頌揚對象，寄情其中。明代中期朱松鄰始創(chuàng)的嘉定竹刻，更是直接地將竹與文人維系在一起。嘉定文人通過竹刻尋找精神寄托，竹子勁秀挺拔、超逸高潔的品格又熏育著嘉定文人。 近日讀金元玨《竹人錄》與褚德彝《竹人續(xù)錄》，其中記載的嘉定竹人，一個個真是如竹一般。明代名揚江南的“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天啟年間赴京會考，見朝廷腐敗，憤而棄考，從此絕竟仕途，回嘉定后自筑“檀園”，以詩文書畫刻竹自娛。閹黨魏忠賢在蘇州建生祠，嘉定知縣謝三賓問他應(yīng)不應(yīng)該去參拜魏祠，李流芳答：拜是一時事，不拜是千古事。李流芳的正直清高可見一斑，他的氣節(jié)決定了他的詩畫和竹刻的“風骨自高”。 侯崤曾，明末嘉定抗清義軍首領(lǐng)侯峒曾族弟。在慘絕人寰的“嘉定三屠”中，侯峒曾及其子玄演、玄潔壯烈殉難。國破家亡后的侯崤曾為避亂世隱居鄉(xiāng)村，吟詩刻竹，以解胸間憂國憂民之郁悶。侯崤曾常將詩詞刻在竹上，制成臂擱、筆筒，與文友唱和。 清代大學者王鳴盛在《練川雜詠》中有“朱沈風流續(xù)舊傳”詠嘉定竹刻。朱即“朱氏三松”，沈即沈漢川、沈禹川（大生）兄弟及其子侄沈兼。王鳴盛合稱“朱沈”，可見沈氏在嘉定竹刻中的地位。沈大生人品風骨灑脫不凡，沈兼為人亦清正耿直。清兵南下，嘉定慘遭屠城，沈兼避居鄉(xiāng)間廢圃，“不食三日”，以示憤慨。行醫(yī)之余，沈兼潛心刻竹。 “嘉定三屠”后的士子多不愿侍奉權(quán)貴，勁節(jié)超逸，以竹自喻，刻竹以寄托情懷，從某種意義上促進了嘉定竹刻的盛興。 康熙年間，封錫祿、封錫璋兄弟應(yīng)召入京，以藝值養(yǎng)心殿，專為皇室刻竹。但封錫祿為人落拓不羈，狷狂散淡的性格難以承受宮廷束縛，終日狂走不已，終于狂癲。乾隆年間，竹刻高人周顥家境貧寒，卻從不以衣食累人。時有富貴者求其作品，并不惜重金，他不屑一顧。反之貧者索其作品，他隨手與人，毫不吝惜。錢大昕極贊賞其品格，專著《周山人傳》，傳神記載了他的生平。 北宋畫家文同曾言“竹如我，我如竹”，此語也正是嘉定竹人的寫照。 嘉定竹人多為文人雅士，學養(yǎng)決非一般。朱松鄰少年時向松江書畫名家曹時中學習“六書”，《竹人錄》中說他“工韻語兼雕鏤圖繪”，后又與著名劇作家鄭若庸結(jié)為摯友，互為唱和，在陸深家“高朋滿座，顧無松鄰子不樂也”。由于他精詩文書畫雕鏤，刻竹時能以筆法運刀，使他的作品“世人寶之”。 松鄰之子朱小松也博學多才，詩詞風流灑落，“有自然之致”；“工小篆及行草，畫尤長于氣韻”。松鄰之孫朱三松不僅能詩善畫，且擅造園、制盆景，相傳南翔古猗園小云兜等許多景點均出于三松之構(gòu)想。 乾隆年間周顥被時人譽為“將南宗畫法入竹刻之第一人”，“若取歷朝詩家與竹人相擬，芷若（周顥）可當少陵（杜甫），二百余年間首屈一指”。周顥之所以能獲此譽，與他本是當年造詣極高的書畫大家并精于詩文不無相關(guān)。錢大昕稱周顥“于畫獨有神解”，他擅畫竹，他為自己的《竹石圖》題詩：“莫訝疏狂不合時，清泉白石是心知，閑來愛倚西窗伴，笑聽秋風攪竹枝�！敝茴椀闹窨倘凇袄L畫六法”于其間，以刀代筆，臻于化境。 《竹人錄》《竹人續(xù)錄》記載的嘉定竹人，不乏文化大家，李流芳、錢大昕、瞿中溶、吳歷等都在其列，婁堅、趙俞、朱彝尊等有關(guān)竹人竹刻的題詠更是連篇佳作。 李流芳，其詩“風骨自高，不能掩其真性靈也”（沈德潛《明詩別裁》）；其文清新自然，被黃宗羲稱“文中有畫”；書法學蘇軾，渾厚大氣；他又善金石篆刻，作品古樸雅致；他的畫取法“元四家”之一吳鎮(zhèn)，筆墨酣暢，成就更是不凡，他的許多課徒畫稿被編入《芥子園畫傳》。這樣一位詩文字畫堪稱大家的雅士在作為竹人時，其作品的書卷氣、金石味便充溢其間。 錢大昕，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乾隆三十七年（1772）補侍講學士，后升少詹事。凡文字、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古文地理沿革、金石、畫像、篆隸及算術(shù)、歷法等，無不通曉，被人譽為“不專治一經(jīng)而無經(jīng)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他的《廿二史考異》更是名垂史冊的國學巨著。這樣一位大儒亦善竹刻，只是他的刻竹之名被其博大的學問掩蓋了。 “清六家”之一的吳歷，虞山派大畫家，不僅工詩善畫，也“兼工竹刻”�？滴跄觊g，吳歷長年在嘉定傳教繪畫，對嘉定文化產(chǎn)生深遠影響。吳歷琴棋書畫俱精，年輕時向婁東派大畫家王時敏、王鑒學畫，向同鄉(xiāng)文學家錢謙益學詩，向陳岷學琴，造就了他的滿腹學問、非凡才情。他的竹刻便也充滿了詩情畫意。 嘉定多文人，嘉定成了滋養(yǎng)竹刻藝術(shù)的沃土。 從“朱氏三松”的《竹林七賢筆筒》《高山流水筆筒》到沈大生、沈兼叔侄的《庭園讀書圖筆筒》《草蟲臂擱》，從封氏兄弟的《東坡從赤壁桃核舟》《圓雕采藥仙翁》到顧玨的《踏雪尋梅筆筒》《撫琴圖香筒》……從明清時期嘉定竹刻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中，可窺見竹人的豐富學識與文化修養(yǎng)，也可感受到透逸而出的幽幽文人氣息。 1966年寶山顧村出土的《劉阮入天臺香薰》是朱小松的代表作，此件高14.4厘米，直徑3.9厘米，所刻內(nèi)容為東漢時劉晨與阮肇采藥天臺山迷路遇仙女，在仙境樂不思蜀流連忘返的神話故事。朱小松運用透雕、深浮雕，兼以平雕、留青和鑲嵌，將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山石樹木禽獸精細入微，可謂“鳥欲舒翼花欲舞風，人則瞪目而衣舉，蟲則昂股而氣雄”�！秳⑷钊胩炫_香薰》仿佛天工，無論內(nèi)容構(gòu)思、審美情趣還是運刀技法，都顯示了朱小松不同凡響的學養(yǎng)和造詣。 乾隆年間竹刻高手吳之璠的作品更是多以文學故事作題材，如三國時期的大喬和小喬、《聊齋志異》中的王君誦等，“精細得神，最為工絕，為識者所珍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二喬并讀圖》筆筒，是吳之璠的代表作。筆筒中大喬、小喬詠賞《銅雀臺賦》，一坐凳上閱讀，右手支頤，左手指點幾上書卷，衣帶飄裊，神態(tài)專注；一倚坐榻上，右手執(zhí)扇，注視書卷，似在評點。姐妹共讀佳作，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精美優(yōu)雅。吳之璠還善營造氛圍，插花瓷瓶、線裝古籍、青銅香爐等擺設(shè)使環(huán)境書卷氣。吳之璠的另一代表作木雕《東山報捷圖》，反映的也是歷史故事，作品不正面表現(xiàn)淝水激戰(zhàn)，以報捷快騎與相府棋枰前謝安的從容自信構(gòu)圖，構(gòu)思之巧、內(nèi)蘊之豐富，是學識淺薄者所無法企及。 明清嘉定竹人刻竹自娛，如秦一爵等認為刻竹旨在寄情抒懷，不輕易為人奏刀，作品多矜惜貴重。朱三松的再傳弟子王永芳更是深居簡出性情淡泊，終年安居鄉(xiāng)村不入城市，并不茍下刀，每刻一件都歷時數(shù)旬�？嘈慕�(jīng)營、刻意求新，致使嘉定時有佳作問世，如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的封錫祿《圓雕竹根羅漢》等。清康熙的竹刻高浮雕《人物圓筆筒》在佳士得拍會上驚艷四方，以1045萬港元成交，就因作者顧玨“不襲前人窠臼而能獨立門庭”，為求作品精深細微，不惜工本，寧愿費時一年半載。 竹人們與生俱來的文人氣息使嘉定竹刻出世脫俗，成為真正的文人竹刻。 近些年，筆者與當代嘉定竹人有所交往，也曾隨他們?nèi)ソ�浙山地竹林選料。深入其間，覺今日竹人似有所缺。 文同贊美竹“心虛異眾草，節(jié)勁逾凡木”，“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肮�(jié)勁逾凡木”，我們“節(jié)勁”了嗎？古代竹人甘于貧困，如松鄰之長孫朱稚美；今人卻多忍耐不得。前些年，嘉定竹刻風雨飄搖，固守竹刻陣地者有幾人？“心虛異眾草”，我們“心虛”了嗎？一得志便忘記自己斤兩，互相貶低，旁若無人。 今日竹人中有的刻字可圈可點，然自己卻不會寫，所刻之字均為他人所書；有的刀法嫻熟老辣，然不擅書畫卻局限了作品意境；至于能詩善文者更為鮮見。缺乏學養(yǎng)，導(dǎo)致有些作品臨摹得其形而不得其神，創(chuàng)作也淺薄生硬的居多。“磨刀不誤砍柴工”，多讀書，如陸儼少所言“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我想也適于今日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