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標記憶》：
　　我的曹家渡（上）
　　過房爺胡紹良的故事
　　如同不知道“江灣五角場”，一個上海人如果沒聽說過曹家渡，那是不可思議的。我出生在曹家渡。似乎是刻意要和江灣五角場對峙，這個地方居然也是三區(qū)交界，五路奔心——也就是上海西部長壽路、萬航渡路、長寧路、康定路、江蘇路五條馬路咬在一起、絞在一起的中心。
　　康定路，又名“康腦脫路”，舊上海著名的“越界筑路”的產(chǎn)物之一，匯聚了眾多的近代名人故居。它東起泰興路，西至萬航渡路，全部位于靜安區(qū)境內(nèi)。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06年。之所以得名于康腦脫路（ConnaughtRoad），據(jù)說緣于英國駐華公使愛德華七世的兄弟之名。我所出生的康定路1190弄叫“隆興坊”，離曹家渡也就5分鐘的路，往東不遠的康定路947號，曾是近現(xiàn)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南社詩人胡樸安的故居，大家稱其為“安居”；再往東越過延平路的康定路759號，就是著名的“朱樓”——上海灘豪門小開朱斗文的舊居。
　　我們剛才說到了“越界筑路”，所謂“越界筑路”，其實就是租界當局違反《上海土地章程》而越出租界以外，借口貿(mào)易和交通之必需的“界外筑路”，如同章魚的觸角一樣，這些伸出租界的道路造到哪里，他們的英國式、荷蘭式、西班牙式、意大利式花園洋房就沿路擴建到了哪里，形成了“新租界”，客觀上溝通了鬧市區(qū)和近郊的交通，促使上海市區(qū)的面積擴大，繁榮了上海。
　　但“越界筑路”也因此權限交叉，轄制混亂，成了“三不管”的犯罪淵藪，“洋馬路”和馬路兩側洋房里的任何事，民國政府都無權過問；洋房外側的事，租界當局同樣無權置喙。民國時代，社會團體（主要是各地商會、商團、青紅幫組織等）插手社會事務的現(xiàn)象很多，但“越界筑路”地區(qū)，各種社會團體也得“看菜吃飯”，于是各種勢力三教九流、蛇蟲百腳都可以在這里盡情活躍，比如康定路的隔壁是余姚路，革命黨在余姚路犯了事，就拼命往康定路逃，只要逃進康定路，中國當局就沒轍；同樣你若在租界犯禁，只要一逃進無法無天的曹家渡就泥牛人海了，中共組織當年在曹家渡、小沙渡等地異常活躍所依仗的就是這種特殊的混亂。
　　我干爹（上海人叫“過房爺”）胡紹良就是曹家渡一帶呼風喚雨的“小開”，他家做顏料生意，我的父親是他顏料行的“跑街先生”，當年患肺結核的時候，幸虧干爹替他弄來“盤尼西林”，才撿了命。曹家渡離著名的圣約翰大學不遠，胡紹良當年在圣約翰讀書時認識的同學也是五花八門，什么家庭背景的都有，跑街、牧師、老板、掮客、大班、官僚、鄉(xiāng)紳、白領、職員、幫會頭子、遺老遺少……
　　有一個叫“王烈”的，父親是洋行大班，家住康定路延平路交界處，和他是好朋友，常約好了一起上學。一年后我干爹因為腸結核而退學，但兩人繼續(xù)保持來往。后來王烈進了淞滬警備司令部，再后來失去了聯(lián)系，但1950年的夏天，王烈突然出現(xiàn)在隆興坊，約我干爹翌日到曹家渡春園茶樓見面。一見面王烈就說，我已脫離軍隊了，現(xiàn)在生活困難，沒有收人，有兩筐鉛筆，是否替我賣掉？
　　我干爹接下了他的鉛筆，回到隆興坊就舉報了他，軍管會的人要他帶路，他便走到延平路的小洋房把他喊了下來。他毒毒地瞪了我干爹一眼，剎那間什么都明白了。曹家渡不再是當年“三教九流、蛇蟲百腳都可以無法無天”的地盤了。
　　王烈后來被押到嘉興槍斃，因為1949年夏天以后，他事實上一直率隊在嘉興地區(qū)打游擊，他是隊伍被打散后才潛回上海的。
　　此事軍管會當然表揚我干爹，說他做得對，但他后來卻多次給我父親看照片并對他反復解釋，說舉報時，“是想不到他會被槍斃的，更不知道他曾經(jīng)在嘉興和共產(chǎn)黨打游擊”。
　　王烈是反動軍官，新政權的敵人，干爹檢舉他政治正確，但倫理有虧，畢竟同學一場而且還是好基友，因此讓我們長時問想不通的是，1950年還遠遠沒有人人必須過關的群眾運動，還沒有“不檢舉敵人就與敵人同罪”的政治高壓，作為老同學完全可以裝傻，甚至不來往也可以，何必去舉報呢？舉報也罷了，又何必帶路把他誆出來呢？王烈的家在“牛奶棚”附近，以后我長大了每次路過那里總有異樣的忐忑，擔心有個長得跟王烈一模一樣的孩子竄出來……
　　問題是，打那以后，干爹常有幻覺，半夜常聽到有人樓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上來，走到門口又沒了聲音。
　　他把這一切都告訴了我的父親，說自己夢魘很重，常常半夜里在夢里哭，那種聲音很奇怪，感覺很恐怖，尖利而顫抖，好像有人在持續(xù)地用烙鐵炙烤他的皮膚，以至于不斷地爆發(fā)疹人的上滑音與下滑音，他太太總是把他搖醒，他總是嘆著大氣。
　　況且更糟的事情發(fā)生了，軍管會后來居然把他的“大義滅友”的嘉行轉給了他所工作的“上海精密醫(yī)療器械廠”，廠方因為他有過“反動同學”關系就一直不允其入黨，盡管他百般積極，百般申請也不果，直到“文革”期間他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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