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說：近代學術的清學糾結

當胡適還在太平洋彼岸撰寫博士論文之際，其腦海中就縈繞著一個在他看來新中國必須正視的更大更根本的問題，即“中國人如何能在這個驟看起來同我們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為此，胡適認為要有組織地吸收新文化，以避免舊文化的消亡。而關鍵在于找到調和新舊文化精華的基礎，重建自己的科學與哲學。具體到胡適面對的哲學領域，他提出：“新中國的責任是借鑒和借助于現(xiàn)代西方哲學去研究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國的學派。如果用現(xiàn)代哲學去重新解釋中國古代哲學，又用中國固有的哲學去解釋現(xiàn)代哲學，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哲學家和哲學研究在運用思考與研究的新方法與工具時感到心安理得�！被貒�后任教于北京大學，胡適將博士論文加以增補，寫成《中國古代哲學史》講義，承認“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

胡適所說的中外兩大學術思想潮流的匯合，的確長時期困擾著中國人，造成民族精神的高度緊張。胡適自認為找到了調和之道，因而可以心安理得，泰然自若。但在其他學人看來，可能還是剪不斷，理還亂。作為中西新舊變相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往往相互纏繞，并非如當事人及后來者所以為的截然分立。清學之于近代學術的糾結，即為典型之一。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存在著一種相當?shù)踉幍默F(xiàn)象，舊學家不必論，新進學人一方面由于清代學者對歷代典籍做過相當系統(tǒng)的整理，為近代學術發(fā)展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同時也為知識結構相去甚遠的新一代學人提供了批評檢討的對象，所以近代學人往往好談清代學術，或者說，近代學人的學術研究，很難脫離清代學術的淵源。另一方面，在近代學人的清學論述中，無論整體還是具體，因為立場各異，觀念不同，看法懸殊，言說不僅有別，甚至大相徑庭，令人感到清代學術為一回事，后來的清學史述說為另一回事。即使今日學人的認識高度一致，也未必與清代學術的本相乃至前代學人的敘述吻合。胡適后來因傅斯年等人的批評，連“中國哲學”也棄而不用，早年的自信其實相當盲目。也就是說，近代學人心中的近代，夾雜著許多的清代，與西式的本原有別，而他們所說的清代，又經過西化的折射，多少有些變形。

在近代學人的清學史敘述中，影響后來相當深遠的首推梁啟超和錢穆。梁啟超自清季即展開清學史的論述，因為年少膽大，論點和論據都不夠穩(wěn)定，以今日之我戰(zhàn)昨日之我的情形，較政治領域有過之無不及。后人的研究，因為對于所涉及的史事學術缺乏入木三分的洞見，又帶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不能充分注意時空順序位置，往往將生平活動與學術思想相分離，看不到學術思想發(fā)生及演化的歷史進程，著重于恒定不變的截面。民國時梁啟超一度站在漢學家的立場，撰寫清代學術的歷史，引起錢穆的不滿，錢針鋒相對地再寫同名著作，辨析清代的漢宋并非如時人所認為的那樣壁壘森嚴，為了消除門戶之見，甚至盡力抹平漢宋之分，以至于令人有矯枉過正而抹殺漢宋分別之感。可是他論及民國學術的風云變幻時，還是不得不承認：

此數(shù)十年來，中國學術界，不斷有一爭議，若追溯淵源，亦可謂仍是漢宋之爭之變相。一方面高抬考據，輕視義理。其最先口號，厥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繼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視專門，并主張為學術而學術。反之者，提倡通學，遂有通才與專家之爭。又主明體達用，謂學術將以濟世。因此菲薄考據，謂學術最高標幟，乃當屬于義理之探究。此兩派，雖不見有堅明之壁壘與分野，而顯然有此爭議，則事實為不可掩。

在陳寅恪、張蔭麟、童書業(yè)等人的敘述中，漢宋之爭的變相，就直接標名為新漢學與新宋學。照此看來，中西纏繞之下，近代中國學術界不僅只有新舊之分，撥開不斷顛覆前人反對傳統(tǒng)的激進表象，清代學術的余蔭還有深層的制約作用，使得近代學術在加速趨新以至于脫胎換骨之際，仍然包含許多的“舊”。

今人所講清代學術的漢宋古今，看似歷史上曾經發(fā)生的實事，其實很大程度已是歷來學人的認識層壘疊加的產物，視為清學史敘述的演進變異則可，若完全視為清學發(fā)生演化的本事，則不免似是而非。以漢宋分爭為主線脈絡，甚至全用漢宋眼光理解清代的學術，多為阮元以下歷代學人依據后來生成的觀念逐漸系統(tǒng)化的看法，而非乾嘉以來復雜的實情。而且后來不斷變換強化的解讀，與阮元、江藩、方東樹等人的本意也相去甚遠。這樣說并非一概抹殺清代學術存在漢宋分爭的事實，而是試圖指出，紀昀、戴震、阮元以及眾多清代學人，未必有漢宋截然對立、此是彼非、非此即彼的觀念，即使知所輕重取舍，也與后人所描述的形同實異。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在他的弟子那里就已經無法安放妥當，即為明證。

換言之，后來的學人因為其生存時代的環(huán)境影響，用了漢宋對壘的成見看待此前的學問紛爭，以為一切都以漢宋為基準疆界，圍繞漢宋而展開，忽略了漢宋不過前人學術思想的要素之一，此外還有多種成分，因而其思想具有多向度的發(fā)展可能，縱然包括漢宋，也并非如后人解讀。所謂“漢學講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講訓故〔詁〕聲韻者，有講典禮制度者，有講經籍義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漢學。宋學講宗派，有程朱學派，有陸王學派，有種種學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學”�？墒歉鞣N家法門派的講究，還是因時因人因地而異，當事人與講述者猶如本尊與分身，虛虛實實，形似而實不同。而一旦諸如此類的條理系統(tǒng)形成，開宗者多是學術史上的大人物，他們的看法自然會被眾多學人所傳遞和擴展，從而進一步造成觀念即事實的幻象。再后來的學人往往誤以為歷史本事，循著既定的思路不斷強化和變化。至于自以為是的門外文談，所論更是其本人的思想，除了暴露與清儒的隔膜以及對清學見識的淺陋外，對于清學史的研究很難有所貢獻。真是應了當年江浙士人譏諷嶺南大儒陳澧的話，不是不分漢宋，而是分不清漢宋。

如果沒有康有為的托古改制，經今古文學之爭是否會上升為全局性問題，大可疑問。清人大都古今兼治，熔為一爐，很少有純粹的今文家或純粹的古文家。直到清季興學，制定新式學堂章程，讀經內容也并未排斥今文。況且講今文不止常州一派，而常州學人論學，存在多種指向，并非一味從今文家的立場著眼立論。今人但以后來劃定的今文眼光檢視，則一言一行無不是今文家的言論行事。更有進者，今文家固然都講公羊學，可是不能反過來說凡是講公羊的都是今文家，二者如何分別，誠非易事。嘉道以后，公羊學盛行一時，朝中大員如潘祖蔭、翁同龢等，據說都頗好公羊。他們屢任科舉考試的主考官，天下士子自然風從響應�？涤袨檗D向今文，初衷或許只是迎合公羊學盛行的時尚，以求科考功名，為其革新立業(yè)奠定基礎。在那樣的時代，要想獲得足夠的社會號召力，博取科舉功名的確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名捷徑。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朝野上下引起的反響明顯有別，顯示今文經學并不一定成為士林接受改革思想主張的障礙。直到康有為托古改制，以素王自命，而與之不合的章太炎有心立異作對，才導致經今古文學針鋒相對地公開對壘，逐漸劃清楚河漢界。即便如此，兼收并蓄地講習今古文的情形仍然相當普遍。民國時各地各校大都如此。錢穆自述：“余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學本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經學課遂多在秋后停開。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揆諸事實，之前未必一律，之后也并未盡棄。

近代學人好以派分條理學術史，加之史學逐漸取代經學占據學術的中心主導地位，被指為著重講史學的浙東學派受到民國學人的普遍青睞。浙東學派一事，固然為清代學人所述及，可是不同時期的不同學人對于淵源流變、范圍內容乃至人物譜系的講法各不相同。梁啟超指清代學術大致分為三段，清初為程朱陸王之爭，清中葉為漢宋之爭，晚清為今古文或新舊學之爭。其實陸王心學從未間斷，因緣浙東學術一直傳承，清季民初，隨著世事變遷，影響逐漸恢復擴展。迄今為止，關于浙東學派的研究，主要不是尋繹發(fā)生演化的歷史，而是依據前人講法各異的說詞，不斷編織言人人殊的譜系。即使逐漸形成共識，與史事也有不小的差距，甚至可能陷入越有條理系統(tǒng)，去事實真相越遠的尷尬。正如前賢所指出，諸如此類的論述，實為創(chuàng)造而非研究歷史。歷史并不會因此發(fā)生絲毫增減，反而成為檢驗研究者見識高下正誤的尺度，每一代人心中的歷史將永遠反復受到驗證。

民國學人好講浙東學術的一大要因，當為較易與近代西方傳入的所謂科學方法相附會。他們大都抬舉原本并不得意的章學誠，重新發(fā)現(xiàn)這一類學者的價值。而這樣的再發(fā)現(xiàn)，很像是唐宋諸儒先受佛道兩教的影響，再上溯漢儒的心性之學，其實是對一般西學方法的比附。此外容易比附者還有周易和墨學。以胡適的標準，便是用中外學術相互理解解釋；在陳寅恪看來，則無疑在穿鑿附會、怪誕百出之列。

自清季中西學乾坤顛倒之后，好講科學方法，成為近代趨新學人的共相，至于什么是科學方法，各人的理解相去甚遠。不過，民國學人所講的科學方法，又往往附會于傳統(tǒng)，尤其是清代的學術，認為乾嘉樸學與科學方法最為接近。被后人許為樹立了現(xiàn)代學術典范的胡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即以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為科學方法。1919年，胡適在《北京大學日刊》發(fā)表題為《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一文，內稱：“清代學者的科學方法出現(xiàn)，這又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大轉機。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焙�適所說的科學方法，是指歸納法與演繹法同時并用，由歸納而得通則，又以通則推及同類。所以漢學家具體而有系統(tǒng)。胡適又將清代漢學的治學方法歸納為兩點，即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以此作為自己研究方法的經典表述。 1928年胡適撰寫《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后來自稱是其學術見解的一大轉變，和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樣，昭示學術取向的變化。文中對于清代學者治學的成績有所褒貶，但對其治學方法的評價，并無實質改變。他說：“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直到抗日戰(zhàn)爭前后，才另辟蹊徑。

梁啟超、蔡元培、傅斯年等人也一度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最接近科學。梁啟超長期以歸納法為科學方法的主要形式，后來才意識到，歸納法并不適用于歷史研究。他認為：“清朝學術極發(fā)達，因為一般學者大都能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古書。這種科學精神的發(fā)動，很可以說是從辨?zhèn)我龑С鰜淼�。”蔡元培同樣認為清代漢學家在歐洲科學方法尚未輸入之前，“全用歸納法，成效顯著”。傅斯年出國留學前指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演繹的、悟的、理想的、獨斷的，而作為宋明學問反動的清代學問則是客觀的、歸納的、證的、經驗的、懷疑的，方法截然不同，主義完全相左�！扒宕�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 ”“清代學問在中國歷朝的各派學問中，竟是比較的最可信、最有條理的�！�

近代學人“續(xù)清儒未竟之緒”，自以為是用近代歐洲的科學方法，因而學問上能夠更進一步，精神上可以心安理得�？墒窃趯ξ餮罂茖W方法認識稍多的學人看來，未必如此樂觀。傅斯年留學之后，不再盲從科學方法。唐德剛教授認為，胡適的治學方法“始終沒有跳出中國‘乾嘉學派’和西洋中古僧侶所搞的‘圣經學’的窠臼”。余英時教授也說：“胡適的學術基地自始即在中國的考證學，實驗主義和科學方法對于他的成學而言都只有幫助的作用，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其實胡適等人的治學方法，將中西學術交相比附，頗似蝙蝠，認真考究，既不合于清人學術，也不合于科學方法。

近代學人所指稱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用后來的一般科學常識觀念觀察理解的認識，未必合于清代學術的本相。推許清代學者治學方法并將歸納所得奉為自己研究方法的胡適，開始主要是套用《馬氏文通》的文法之學，而清學很少歸類文法，《馬氏文通》用印歐語系的文法條理漢藏語文，被陳寅恪斥為“何其不通”。今日學界望文生義，誤以為考證即乾嘉考據，濫言近代學人繼承乾嘉樸學的情形相當普遍，由音韻訓詁的審音入手的乾嘉學術，即使在專業(yè)領域也已經被誤會淆亂到顛倒黑白的程度。而以擴張材料考訂史實者，分明是傅斯年一脈的新史學，卻自以為遵循舊學大道。至于用后來的分科治學觀念看待清代及以前的學術，誤讀錯解之處，不勝枚舉。

民國學人治學，好抓兩頭，即重古史和清代。二者又有所區(qū)別，注意清代，除了內閣大庫檔案等新材料外，往往更加重視的是清代學人提出而未完成的學術問題，乃至研究問題的取徑做法。這些問題本身，大都屬于古代的范圍。無論學人是否稱引，其所講上古的問題，大都是清人提出或是到清代更加成為問題的問題，如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直接點明與戴震、阮元的關系；陳寅恪的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其實也是清人已有的命題；民國學人關注宋代，同樣受到清學的影響。這些顯然是接著做的體現(xiàn)，只不過既然合乎道理，就是天下為公，不必煩瑣稱引。當然，清人的問題，往往又可上溯明代乃至唐宋，而有能力接著做，一般也會放眼四海，貫通古今中外，進而取得重大進展。這可以說是民國學人成就超過前人的重要因緣，可以證明接著做較對著干更有價值。

近代學術的清學糾結，折射出整個近代中國在中外文化沖突融合的纏繞中遭遇的困境。透過目前的習以為常，依稀可以感受到曾經脫胎換骨的陣痛。在此過程中，看似兼收并蓄，其實外來學說的輸入不免表淺變形，本來民族的地位則多有流失。重新尋求中國學術文化的本相，關乎在新的歷史時代所能擔當?shù)呢熑渭白鳛椤Ｈ绻�清代確是古學復興的時代，則重寫清代以來四百年的學術發(fā)展史以承繼大道正途，與重新認識中國的學術文化及其近代轉型相輔相成。首先應當究明清代學術的本相與近代學人的解讀，用歷史的眼光，不“以二千年之思想為一線而集論之”，“一面不使之于當時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與別一時期之同一史合”。由上層（下一時）揭到下層（上一時），而非自上一時寫下來。史實即所謂第一歷史須由歷史記述即所謂第二歷史加以展現(xiàn)，任何歷史記述，往往積薪而上，越到后來，概念條理越加清晰。因此，歷史認識與本事只能近真，難以重合。自上一時寫下來，便不能剝離后來的附加成分，以后來的概念條理作為先入為主的是，形式上順著寫下來，實際上卻是倒著講上去。由記述的上層即時間的下一時，揭到記述的下層即時間的上一時，才能回到歷史現(xiàn)場，層層剝筍，求其當時當?shù)仄淙说谋疽�，還物事的本來面目。在將史事安放于適得其所的基礎上，再順下來，歷時性地展示事物發(fā)生及演化的復雜詳情，則可以貫通古今中外，而非削足適履地強古人外人以就我。

本編由以下各人撰寫：總說、分說，桑兵；第一章，戚學民；第二章，於梅舫；第三章，張帆；第四章，向鴻波；第五章，查曉英；第六章，李鄭龍；第七章，竹元規(guī)人；第八章，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