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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稿是作者近三十年來研究明清史有關學術問題的專題成果，全書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為明代部分，內(nèi)容涉及明代朱元璋、明仁宗、朱升、程敏政、李善長、程曈、朱標、海瑞、解縉、明代科舉、明季“黔案”、淮西集團、朱楓林集、《新安學系錄》《新安文獻志》《閑辟錄》、明代國子監(jiān)等研究。二為清代部分，內(nèi)容涉及清代戴名世、鮑廷博、汪啟淑、清代藏書家、《巖鎮(zhèn)志草》等研究。三為明清部分，內(nèi)容涉及明清徽州商人、明清徽州建筑、明清徽州人著述等專題研究。書稿注重理論和方法的創(chuàng)新，考證獨特，論述精辟，有些內(nèi)容填補了明清史研究的空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

　　魯迅先生說：“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學習上的�！贝_實，讀書學習的人，只是將別人休閑的時間用來讀書，尋找知識的海洋，遨游其間，盡情享受人生的樂趣，同時也是不斷為自己充實、提高，獲得知識渠道。書本中的知識可謂是包羅萬象，讓人豐富知識，拓寬視野。讀的書多了，自然就懂的多了，所謂“博學廣識”也就是這個道理。唐朝大書法家顏真卿在《勸學》詩中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發(fā)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這首詩太直白了，一讀就懂。讀書太苦，但苦中有樂，因為它讓你了解到人間冷暖，用知識去看清這個社會，從而樹立好正確的人生觀。
　　我很喜愛明清史，這可能與所處的環(huán)境非常有關，父親（張海鵬，明清史專家，曾任安徽師范大學校長，2000年去世）就是一個研究明清史學者，他用畢生精力投入到明清史研究，其書房至今保存完好，最引我關注的是二十四史，每當我休閑時或無事的時候，總是在書架上拿下幾本書來閱讀。而書房的書籍主要是明清史最多，這些書籍對我影響非常之大，它吸引著和感染著我，一步一步將我?guī)耸穼W領域。在二十四史中，特別愛讀《明史》，不僅細讀而且還精讀，其中的食貨、職官、選舉、刑法、河渠、禮志等諸志，是掌握明代經(jīng)濟史、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要內(nèi)容。《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史書，它同以往的《宋史》《元史》不一樣，《宋史》是脫脫等修的，他不懂史法，《元史》是宋濂等修的，倉促草成�！睹魇贰氛介_館是康熙十八年（1679）到雍正十三年（1735）前后五十余年，經(jīng)萬斯同、王鴻緒等一批“博學鴻儒”之手，無論史料之翔實，文字之洗練，都大大超過以前諸史。清代以來，學者對它的評價是比較好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把它同《遼史》《宋史》《元史》《金史》都作了比較，其結(jié)論是：“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另外，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包世臣《藝舟雙棹》、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對《明史》都有較好的評價。
　　再加上我在安徽師大圖書館古籍部工作十年之久，因此，接觸大量第一手史料，幾百萬冊的史料在我的腦海里幾乎不用目錄，都能記在心上，這是一個歷史研究者的巨大財富。父親在世時對我學歷史也沒有過多的關照，他也確實太忙，既給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同時還兼任學校行政職務，哪有時間和我談學習和研究歷史，從來也沒有給我單獨開一次“小灶”，我愛上歷史，一是家庭的熏陶，二是工作環(huán)境的影響，三是主要靠自學為主。記得我第一篇史學論文《李善長籍貫歙縣說》，還是王世華老師幫助我修改完成的，發(fā)表在《安徽史學》雜志上。從此，學習歷史的勁頭十足，白天上班，只要有空閑時間，都花在讀書上，并且大量閱讀一些歷史學大家的優(yōu)秀論文，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就這樣一步一步走來，當然，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各方面的水平還很淺薄，功底不深，但我仍然像老牛一樣，默默地在明清史學園地耕耘，樂在其中。
　　《明清史論集》的出版，目的是讓更多人關注明清史研究，傳承歷史學，同時也是拋磚引玉，期待更多專家學者重視并推進明清史研究，倘若能如此，則筆者幸甚。

　　《明清史論集》：
　　朱升的詩文集，自然離不開他所生活的社會歷史地理環(huán)境�；罩莸靥幇不胀钅仙絽^(qū)，山林青蔥，水色清秀，物產(chǎn)豐饒，人文薈萃。自東晉南渡，特別是兩宋經(jīng)濟重心南移以后，這里逐漸形成頗具經(jīng)濟、文化特色的名區(qū)，歷史上名噪一時的新安商人、新安理學、新安醫(yī)學、新安版刻等，便是其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朱升的家鄉(xiāng)休寧，自南宋以來，理學名家傳于“東南鄒魯”者，首推程大昌，而大昌之下，便是吳儆、程若庸、陳櫟、倪士毅、朱升、趙訪、范準、汪循。此九位理學名儒，都是學術造詣深邃，名重當時。萬歷年間，還為他們建造了“九賢坊”以示景仰。
　　朱升就是新安學派“九賢”中承先啟后的人物。他是被稱為“文公功臣”的陳櫟的弟子，又為明初名儒范準等人的老師。他的學術思想直接師承于陳櫟，如果再向上追溯，則又可知朱升為朱子嫡傳。朱升是一位勤奮好學的知識分子，他“自幼學至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①。朱升的詩文集就是研究元明時期新安理學必須披閱的重要的文獻資料。
　　朱升通過“旁注諸經(jīng)”，發(fā)明“六經(jīng)之旨”�！睹魇贰ぶ焐齻鳌氛f：“升自幼力學，至老不倦，尤邃經(jīng)學�！敝焐铣兄熳又畬W，與他同輩、同鄉(xiāng)、同學而且學術思想相同一致的還有倪士毅、趙、訪等人，都潛心研究經(jīng)學。朱升注釋經(jīng)書的方法與前人有所不同，其見識更有超乎“先儒”之處。他認為：“及今幾二百年矣，安得徽國文公之高風絕識而與之共論哉？”⑦史有“高風絕識”之士，才可以與之共相論道，如果沒有一點學識，豈敢夸這樣�？�！朱升對“旁注諸經(jīng)”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愚自中年以經(jīng)書授徒教子，每于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茍有不明不盡者，又益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不足也�！雹壑焐扇∨宰⒔�(jīng)書的方法，把經(jīng)與解結(jié)合起來，讀經(jīng)覽注，首尾呼應，一目了然。他還說：“夫讀書不無注解，然注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于諸經(jīng)書往往與之旁注，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注，一過則了然無繁復之勞也�！雹芡瑫r，他旁注經(jīng)書，只取先儒經(jīng)解的意義，而文字表述盡量用自己的語言。他說：“雖然愚之所注，其意義取諸先儒經(jīng)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jīng)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宜也�！雹僦焐@種旁注經(jīng)書的方法，使經(jīng)與解“可離可合，有綱有紀，使讀者止就經(jīng)文考訓詁以求旨趣而已”⑦。
　　但是，朱升也改變了傳統(tǒng)的解經(jīng)方法，并且認為以往學者解經(jīng)把文和注釋分離開來，這是一大弊端。他認為：“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jīng)之明也。而近世科舉業(yè)往混誦經(jīng)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jīng)文�！雹圻@就是說，“先儒”所以作傳注，是幫助人們理解經(jīng)文。當朱子之學成為科舉成式后，學者往往是循規(guī)蹈矩，不再追求“真知”，將經(jīng)、注混為一談。于是，既不能真正體味先儒傳注的思想，反而將經(jīng)文割裂開來。他指出：“經(jīng)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jīng)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雹苷f明經(jīng)與解分離之后，經(jīng)文被割裂了，意思不完整了，因此也不能引起讀者的興味。這就是朱升發(fā)明“旁注諸經(jīng)”方法來闡明《六經(jīng)》之旨的主要原因。朱升旁注經(jīng)書，“發(fā)明六經(jīng)之旨”，不過是為了完備朱熹的經(jīng)學思想，維護儒家的道統(tǒng)，以加固理學在思想領域里的統(tǒng)治地位。
　　宋代理學家談理，依據(jù)是儒家的經(jīng)典，大多從抽象到抽象。取材于朱熹《易經(jīng)》中的“太極”所“明”的理。朱熹認為，“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⑤。太極是理，是萬物之“理”的根本，它貫穿于萬物之間，又為萬物之“理”的總稱。這種“理”是非常抽象的，天地萬物都只存在于這種抽象的邏輯范疇之中。朱子所“未明”的，朱升致力以“明”之。朱熹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理學家，但他注釋經(jīng)書也還有未備之處。朱升既要“明”朱子之學，自然要為它彌補其缺陷。朱升因“太極”而“明”理，是通過具體事物來說明。用身體的脈理和枝干的文理，比作萬事萬物具體的理，并認為，這些具體的理是由“至理”所統(tǒng)會。他說：“脈理、文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tǒng)會之處”。其“統(tǒng)會者”即為“太極”。雖然他也認為“太極”是“總天地萬物之本”，但卻不像朱熹說的那樣抽象，那樣玄之又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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