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世界及其文學杰作,如荷馬、希羅多德、奧維德等的作品,數(shù)個世紀以來一直令讀者著迷。在這本書中,威廉·艾倫準確描述了古典文學的主要類別、作者及時段。通過探究"古典"是什么并顯示這些作品的多樣和復雜,作者考察了它們如何以及為何塑造了西方的文學觀念。
從荷馬史詩到古希臘悲喜劇,從西塞羅的演說詞到賀拉斯的抒情詩,西方古典世界的皇皇巨著從未喪失過它們那恒久的魅力。在本書中,威廉•艾倫貫通古希臘古羅馬文學,對古典文學的諸多文類一一進行概覽和闡釋,以生動的細節(jié)和豐富的素材極大地呈現(xiàn)了古典文學的面貌,帶領我們在古典世界里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游覽。
要對時間跨越1 200多年(約公元前 750—公元500)的古典文學歷史來一番簡略概述,大概看似瘋人之舉。相比之下,“蒙蒂·派森”喜劇片里的“全英普魯斯特梗概大賽”的參賽者有整整15秒鐘的時間,卻只需總結 7卷小說的梗概。不過還是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因為如果未來要更詳細地考察古典文學的主要文類,一份示意圖總能派得上用場。
傳統(tǒng)上對古典文學的分期,所對應的無非是我們熟悉的古代史幾大塊—泛泛地說,把希臘文學分為古風時期、古典時期、希臘化時期和帝國時期;把拉丁文學分為共和國時期和帝國時期(下文中會再提到這些劃分)。在研究某一特定的文學(如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等)時,文學和歷史分期基本一致并不罕見,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承認我們可以通過文學來追溯歷史變遷。
當然,所有這些分期都是人為建構,是學者們事后創(chuàng)造出來的。事實上由于各個文學或歷史時期彼此交織,無法在其間劃出一條清晰的分界線。不過只要事先恰當說明,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注意不掩蓋各個時期之間的連貫性,不暗示每一個特定時期內都是整齊劃一的,不把某個特定文本的含義簡化為表達某個想當然的“古代”或“尼祿時代”(諸如此類)世界觀,那么約定俗成的分期還是有用的。畢竟,文學形式的確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fā)展變化,又無法孤立于更宏大的政治和文化變革,因此,嘗試追溯這些發(fā)展變化并對具體的階段加以界定,既合所愿,又有所長。
除了為一個浩瀚的時間段豎立有用的路標之外,文學史術語還能指出不同歷史時期在核心主題和關注焦點上的重要區(qū)別—比方說,比較一下英國文學中“浪漫主義”和“維多利亞時期”這兩個術語,它們所指向的關注點不盡相同。如果一個新文學運動的誕生是由作家們自己宣告的,那么學者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例如公元前 3世紀,希臘詩人卡利馬科斯就發(fā)表了一篇關于深奧晦澀文學的宣言,開創(chuàng)了所謂的“希臘化”或“亞歷山大里亞派”美學。然而就算作家們沒有那么自覺,我們仍然能夠回顧性地追溯不同文學運動的興起,雖然不管是作家本人還是后來的評論家,往往都會夸大該運動與過去的決裂: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那句玩笑話—“大約在1910年12月,人性發(fā)生了改變”(《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夫人》, 1924年),就精準地表達了為不同時代劃清界限的誘惑與危險。
無論怎樣為古典文學分期,有時都會讓人感覺像是古代史速成課,不過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件好事:畢竟,雖然文學有時會□□時代,但它始終扎根于所處時代的現(xiàn)實中。因此,古代奇幻小說(見第九章)以顛三倒四的方式反映了古代人對世界的有限認識,正如過去一個多世紀里,現(xiàn)代科幻小說也以同樣的方式反映了科技發(fā)展和政治格局。偉大的文學作品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是“無關時間”的永恒杰作,但如果對它起源的歷史背景一無所知,便無法充分理解古典(或任何其他)文學。
邁錫尼文化于公元前 1200年前后衰落,在其后幾個世紀的希臘歷史中,寫作的技藝尚無人知曉,但口頭詩歌和各種形式的說書卻蓬勃發(fā)展。公元前 8世紀初,希臘人修改了腓尼基字母來適應自己的語言,希臘“文學”(也就是書面文本記錄)的傳統(tǒng)由此開始。由于歷史的偶然,就在文學作品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同時,天才荷馬出現(xiàn)了,因此他創(chuàng)作于公元前 725—前700年前后的偉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不僅是zui偉大的,同時也是zui早的古典文學作品(想象一下如果英國文學始于莎士比亞橫空出世,那場面是何等壯觀吧)。傳統(tǒng)上把公元前776年Diyi次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到公元前479年希波戰(zhàn)爭結束這段時期稱為“古風時期”,但切勿認為“古風”一詞就意味著“原始”,因為這是希臘文學zui有活力和zui勇于實驗的時期之一,那個時代流傳下來的史詩和抒情詩堪稱史上zui震撼人心、zui匠心獨運的(見第二和第三章)。古風時期還是擴張和殖民的時代,希臘各城邦紛紛把商人和殖民者派往地中海沿岸各地,從馬賽利亞(當今的馬賽)到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位于沿尼羅河下游 50多英里處),這樣的文化活力和多樣性反映在這一時期主要作家的作品中,他們來自希臘語世界的各個角落(見地圖1)。
相反,古典時期(公元前479—前323),也就是從波斯大敗到亞歷山大大帝之死這個時期,文學由一個城邦一統(tǒng)天下,那就是雅典。希臘人戰(zhàn)勝了龐大的波斯侵略軍,這不僅加強了他們對“野蠻人”(非希臘人)的優(yōu)越感,也使雅典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個原本為防御而建的同盟(即為了擊退波斯下一波攻勢而組成的提洛同盟),把它變成了雅典帝國的發(fā)動機。帝國的財富,再加上開放的民主文化,吸引了來自整個希臘世界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雅典因而成為希臘的文化中心,伯里克利在歌頌城邦的贊歌中稱之為“全希臘的學!保ㄐ尬舻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 2.41)。各種文學形式在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表演場所興盛起來:在國家資助的戲劇節(jié)上表演悲劇和喜。ǖ谒恼拢;在法庭和集會上演講(第六章);在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圈子里編纂歷史,他們有志于理解(不止于此)希臘何以贏得希波戰(zhàn)爭,以及雅典何以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輸給了斯巴達(公元前 431—前 404;見第五章)。公元前 5世紀末被斯巴達擊敗之后,雅典仍然是文化重鎮(zhèn),它的民主也保留了下來。到了公元前4世紀,偉大的作品仍然層出不窮,特別是演說、歷史和哲學等散文體作品(這個時期很少有詩歌流傳下來)。和“古風”文學一樣,切勿將“古典”混同于“謹慎”或“乏味”:古典時期□□□□秀的作者都是真正的革新者,影響了后來幾個世紀的戲劇、詩歌和散文等主要文學形式。
希臘化時期(公元前 323—前31)從亞歷山大大帝之死持續(xù)到屋大維在亞克興角戰(zhàn)役中打敗馬克·安東尼和埃及的克萊奧帕特拉七世,這一時期的希臘(以及隨后的希臘—羅馬)文化得到了極大的推廣。亞歷山大軍事擴張的步伐遠至波斯灣、印度和阿富汗,他的將軍們繼承了各式各樣的世襲王國,其中zui持久的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一世在亞歷山大港建起了圖書館和博物館,前者志在收集有史以來的每一部希臘文學文本并為其編目,后者意在成為每一個藝術和科學領域學者的研究中心。托勒密王朝的歷任國王繼續(xù)為這兩個機構提供資助,在如此賣弄學問且補貼豐厚的學術氛圍中,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文學運動,□□□□地把文學和學術研究融為一體!皝啔v山大里亞派”的標志就是博學和文雅。它的quanwei人物、學者詩人卡利馬科斯宣稱:“我吟唱的每一句詩都是經過考據(jù)的!痹缙诘奈膶W也不乏典故和創(chuàng)意, 但這時詩人的學識越發(fā)外露和刻意為之,創(chuàng)新得到了更大的重視。雖說有些作者陷入乏味的晦澀泥沼,急于賣弄小聰明卻總是弄巧成拙(舉例來說,尼坎德關于各種毒藥及其解藥的詩歌本身就足以令人汗毛倒豎),但這一時期□□□□秀的作家仍利用自己的學識為陳腐的文學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卡利馬科斯和阿波羅尼俄斯對史詩的改革:見第二章),或□□出□□□□的新文學形式(忒奧克里托斯發(fā)明了田園詩:見第七章)。
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討論的主要都是希臘文學。羅馬雖然(根據(jù)古代人的估計)建于公元前 753年,但現(xiàn)存的拉丁文學都是公元前3世紀中期以后創(chuàng)作的。因此,共和國時期(公元前509—前31)的前幾個世紀,也就是從zui后一個羅馬國王塔克文尼烏斯·蘇佩布被驅逐,宣布采用共和政體,一直到該政體在公元前1世紀的內戰(zhàn)中自毀,羅馬在文學上是一片空白。然而現(xiàn)存zui早的拉丁文學—李維烏斯·安德羅尼庫斯、奈維烏斯和恩尼烏斯的史詩,恩尼烏斯和帕庫維烏斯的悲劇,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的喜。▃ui后這一類是早期僅存的完整文本)—表明,與“古風”希臘文學一樣,不要誤以為“早期”就意味著“質樸單純”。因為這些創(chuàng)作于公元前 240—前130年前后的文本不僅反映了羅馬人在這一時期驚人的軍事成就(羅馬因而成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力量),同時還以長遠的眼光和極大的創(chuàng)意繼承和發(fā)揚了它們的希臘文學榜樣。舉例而言,恩尼烏斯就聲稱自己是荷馬轉世,是希臘文化轉移到羅馬的□□象征(第二章)。
這些早期的作家通過改編希臘的文學形式來滿足新的讀者和興趣點,并把它們與本土的意大利傳統(tǒng)結合起來,開啟了“羅馬化”過程,后來所有的拉丁作家都在延續(xù)這一過程。當希臘自身于公元前146年落入羅馬統(tǒng)治者之手,希臘文學和文化對羅馬的影響就更加強烈了。老加圖這位當時的政治家和作家,就利用了大眾對貴族階層如此親希臘的焦慮,他反其道而行之,創(chuàng)造了一個簡單直接、返璞歸真的淳樸羅馬人的形象。(老加圖的作品顯示他曾飽讀希臘文學,但他意識到迎合羅馬人對附庸風雅的希臘人的鄙視可以帶來政治利益,何況希臘人如今還是他們的行省臣民。)不過大多數(shù)拉丁作家還是更加開誠布公地承認希臘傳統(tǒng)對自己的影響。賀拉斯有意寫下的一句悖論式評語zui精準地表達了這種強烈的文化互動:“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野蠻的征服者,把藝術 /帶給粗鄙的拉提烏姆。”(賀拉斯,《書信集》第二部Diyi首,□ □56—157行)換句話說,羅馬的軍事擴張同樣豐富了它的文化。文學創(chuàng)作的中心(先是雅典,后來是亞歷山大港)如今是羅馬。雖然共和國時期重要的拉丁作家無一出生在羅馬,但他們全都去往那里,尋求資助人、讀者和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