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光緒二十七年（1901），即震蕩中外人心的庚子事變發(fā)生后第二年，清廷于七月十六日頒布上諭，規(guī)定自下年始，凡鄉(xiāng)試、會試頭、二場均試以策論，用“中國政治、史事”與“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一律“不準用八股文程式”。由此諭旨而奏定的詳細章程，后人稱之為“辛丑科舉新章”。作為清季科舉改制歷次方案之集大成者，這一紙章程不僅牽動了當時萬千應試士子的神經，也深刻影響了清朝社會政治的走向。其時削籍在野的文廷式（1856—1904），旁觀了壬寅（1902）、癸卯（1903）等年按照科舉新章所舉行的鄉(xiāng)、會試，有感而發(fā)，作有《科舉變制，戲題人試卷后》一詩：

　　何人真出一頭地？此際須成八面鋒。

　　我較晦翁評飲如，三淋笮酒味猶醲。

　　 其一、二句直接質疑科舉新制果能發(fā)掘人才否？按“八面鋒”者，為《永嘉八面鋒》一書的省稱，據傳為南宋陳傅良或葉適所作，系取浙東“事功”之學，預擬科場程式，供士子應試揣摩之用，言能應對各種策論，如鋒出八面，面面相當，故無往而不利，為“場屋救鈍之藥”。文廷式用此典故比擬策論考試之程式化，語含譏嘲，又反用歐陽修《與梅圣俞書》中贊賞蘇軾語，懷疑這類因循應試之卷如何拔取“出人頭地”之真才？無獨有偶，章太炎（1869—1936）作于1906年的《箴新黨論》，批評新黨之“競名死利”，也用了“八面鋒”一典，指出新黨之“一族”專習于“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對策《八面鋒》貴于當世”，“彼新黨者，猶初習程墨者也”，甚而“新黨之對于舊黨，猶新進士之對于舊進士，未有以相過也”。

　　其三、四句引《朱子語類》中語，原話為“人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似愛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盞吃。若不愛吃，勉強一盞便休”，借以飲酒喻讀書�！叭�淋”者，指酒熟后，多次壓榨過濾去糟。制酒以頭榨酒為最濃厚醇正，經多次濾榨，味道便薄。此處以讀好文章猶如飲“三淋”酒，余味尚濃，實則暗諷“變制”后之應試文章好比反復榨過的薄酒，已是乏味不堪。此詩雖曰“戲題”，似屬即興游戲之筆，但文廷式對于“科舉變制”的真實態(tài)度，已可見一斑。廢八股、改策論之科舉新章，用后視目光衡之，可謂影響清末社會變動的一大關節(jié)，而在詩人眼中，卻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

　　從文廷式本人的履歷來看，其實他也算是老于“制藝”之人，有過相當豐富而且不算平坦的科場經歷。同治十二年（1873），十八歲“初入都，應順天鄉(xiāng)試，不售”。光緒八年（1882），二十七歲應秋闈，“以附監(jiān)生領順天鄉(xiāng)薦，中式第三名”。光緒十五年（1889），三十四歲，赴春闈，“應禮部試，不第”，五月復戰(zhàn)，考取內閣中書第一名。翌年（1890）春，再入都，應禮部恩科會試，中式第二百六十一名貢士，由戶部帶引見，復試一等第一名，殿試第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

　　由初應鄉(xiāng)試碰壁，步步為營，一路攀爬，最終殿試欽定榜眼，一飛沖天，文廷式也有差不多十七八年的黃金年華曾困于場屋。初次會試失捷后，他在致友人于式枚書中，慨言科舉之制，“千余年來，以此耗士人精力，風會既成，人爭趨之，得喪之間，動關身世，我輩生此，亦何能不鶩？” 言下對閨墨取士不以為然，但語及己身，猶且戀戰(zhàn)，謂“今時蓋仍當復戰(zhàn)之時”，意欲再試，心態(tài)頗為糾結。不過，世事無常，他的科場命運不久即峰回路轉。同年再戰(zhàn)，考試內閣中書，奪占魁首，翌年連試連捷，金殿傳臚，如其自詡“向來飛動意，平蹴九天高” ,由此受知于光緒帝，開啟如日中天的政治生涯。這一切，當然最大得力于翁同龢、汪鳴鑾諸座、房師的青眼，更脫不開德宗的寵眷。只是，因為殿試策內的一個偶然筆誤（“閭閻”誤書“閭面”），文廷式之殿試獲雋大遭外間物議，以致有御史上疏糾彈，諭命調查原卷，繼查屬實，諸讀卷大臣均奉旨交部議處。文氏本人雖得保全，但受此意外風波連累，從此有了“驢面榜眼”的謔稱，也為后世留下了晚清史上最為著名的一段科場掌故。

　　文廷式從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同時又屢遭科場文化的壓抑，可以說他既是科舉制的受益者、維護者，也是它的質疑者、批評者。光緒十八年（1892），文廷式代會試正主考翁同龢撰《壬辰會試錄序稿》進呈御覽，曾列舉康熙、乾隆、道光三朝諸實例，承認“國家養(yǎng)士二百余年，魁儒實彥，咸出科目”。 十九年( 1893) 夏，他受光緒帝“特簡”，派為本年恩科江南鄉(xiāng)試副考官，內心喜憂交集，致于式枚信中稱，“（六月）二十二日命下，典江南試，菲才重任，惶悚異常，又不得與兄商酌，有所祗承，必有負乘之誚矣”。 其出京之際，作七律一首，題曰《奉命典試江南出都門作》:

　　 九朝文獻重三吳，常譬人材海孕珠。

　　 況是明時須黼黻，要令奇士出菰蘆。

　　 不才恐負文章責，經亂庶幾民物蘇。

　　 雨后西山添爽氣，山靈知我素心無。

　　按《建康實錄》載，東吳殷禮與張溫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日：“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菰蘆，水生植物，即茭白和蘆葦，江東水鄉(xiāng)之地，多生菰蘆，故用作比。文廷式化用此語，以主持南闈、拔取“奇才”自任，可見對科考的重視與倚仗，然而言下并無實在把握，不免“不才恐負文章責”的隱憂。當時作有《光緒癸已恩科江南鄉(xiāng)試策問擬答稿》，親擬第三場策問題，共五大類，每類九、十題不等，總計約七千余字。 由京赴寧一行中，撰有《南軺日記》，記錄沿途日程及闈中事，據載這次應試“實到一萬七千九百馀人”，其自謂“忙不可解，凡閱三場卷至千馀，而不自以為倦”。 在江寧府署閱卷時，文廷式發(fā)現近十年科場文風變化,“自道光朝專尚墨卷”，歷咸、同、光諸朝，時有所變，“十年以來，又復一變，不拘格律，是風氣之佳處，而不能切題，漸流于廊與雜；而文理不清，則亦士人心術之憂也”，又憂心于“近時八股風氣最雜”。 在與同行友人贈詩唱和之際，他也有“人才恐歲差”之句，并自注：“龔定庵詩云：‘一代人才有歲差’。今年典試，恒恐有不及戊子(光緒十四年，1888) 、辛卯( 光緒十七年，1891) 之慮�！�

　　檢核文廷式作于甲午前后的筆記文字，有多處猛烈抨擊八股文，憤慨其愚民、弱國之害。如《聞塵偶記》中徑直言“八股之文，非經非史，以學究之陋識而大言曰‘代圣賢立言’，至今日而人人知其無用矣。然即以八股論之，其荒謬可入《笑林》者,亦不可勝數……如斯之類，指不勝屈，每科有之，千百之中，不能記其一二。猶復因循不廢，蓋愚民之術，莫秘于斯。朝野相蒙，不至于率獸食人不止也。” 這一思路一直到他遭彈劾貶職后，并未稍易，甚而更趨向激烈，如《羅霄山人醉語》揭露歷代統(tǒng)治者愚民之術，至謂：“一愚之以焚書坑儒，再愚之以詩賦策論，三愚之以八股試帖，而中國之土荒民惰，器窳兵疲。馴至今日而愚之極，不可收拾矣。” 不過，文廷式雖然不滿于八比取士的“荒謬”形式，但對于作為考試內容的儒家經典，卻仍作恕詞。針對當時“日本人譏中國中六經之毒”的說法，他反駁道：

　　夫六經為盛治之文，大中之道，即今日泰西之富強，豈能出六經之外哉？中國所中者，帖括之毒，其讀六經，不過備考試之用而已。大義日湮，微言愈絕，釀成人心風俗之害，而交侵之禍不可勝究。以此歸咎六經，不任受也。

　　在“六經”與“帖括”之間，文廷式做了明確的區(qū)隔。前者為“大義”所在，尚且能夠統(tǒng)括“富強”之術，后者則蠹國病民，百無一用，因此經義不可廢，八股必在革除之列。他說：“八股雖不成文字，而自古以來文字之體皆參用焉，各視其時事之所尚而改易之。此所以人人知其無用，而又未嘗不樂其可以售欺也。然囿人聰明，束人議 論，使天下民智不開，民力不奮者，咿唔暖姝之有害于家國也。欲變中國之弊端，其必始此也夫�！�

　　光緒二十二年（1896），文廷式被劾罷職，驅逐回籍，為政治生涯的一大轉捩。其后在野期間，清廷經歷了戊戌（1898）、辛丑（1901）兩次科舉改制。兩次均以廢八股程式、主試策論為基調，旨在通過考試內容與場次的調整，革除科場積弊、遏制空疏學風。如果說前一次剛剛啟動即戛然而止，主要歸咎于高層政治斗爭震蕩的破壞作用，那么后一次舊調重彈而致亂象重生，則不得不承認事隨境遷，朝野觀念的分裂與清廷權威的失墮，已造成了一種“交互激進”的氛圍，很難為穩(wěn)健、從容的科舉制改革提供寬�？臻g了。晚年文廷式對于清朝已幾無認同，當“科舉變制”風風火火進行之際，他只抱有旁觀者的漠然與嘲諷，前引作于癸卯年（1903）的《戲題》一詩，便流露了這種無所留戀、心灰意懶的情態(tài)。在他看來，改試策論之后的科考，不過是一種新的依樣畫葫蘆的文字游戲而已， 無論經史實學、還是西學時務，一旦納入考試軌則，其膚淺、乏味如同經過“三淋”的薄酒，并無異于八股時文，至于選取真才、挽救世局，更是瞎馬臨池，茫如捕風。

　　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初二日，由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張之洞等六位地方督撫聯銜奏請立�？婆e，以便推廣學堂，咸趨實學，清廷詔準自1906年開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并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fā)各種教科書，責成各督撫實力通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于鄉(xiāng)城各處遍設蒙小學堂。自隋煬帝大業(yè)元年( 605) 設進士科開始，綿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至此正式終結。文廷式已無緣見證這一切，他在前一年（1904）病卒于江西萍鄉(xiāng)故里。他的這首《戲題》小詩，不啻為一闋預言性的挽歌。

　　科舉制作為一種“考試取士制度”，而具有的超越于此的歷史價值，尤其對于維系中國傳統(tǒng)社會與政治的重大意義，業(yè)已獲得中外學界的一致公認。按照錢穆（1895—1990）的說法，這一制度長期以來主要發(fā)揮了“用客觀標準挑選人才，使之參預政治”、“消融社會階級”、“促進政治統(tǒng)一”的三層作用，故“自唐以下一千年來，成為中國政治社會一條主要骨干”。 18世紀的西方啟蒙思想家對于科舉制的至高贊美和推崇，一直是有關“東學西漸”的熱門話題，直至今天，還有國人順著這個話頭，津津樂道于諸如\"中國贈與西方的最珍貴的知識禮物\"、“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第五大發(fā)明’”這些朗朗上口、但史源不甚明了的說法，使已經“送入博物館”的科舉制持續(xù)發(fā)揮著動員民族自豪感的余熱。最近，日本學者宮崎市定（1901—1995）在半個多世紀前出版的小冊子《科挙：中國の試験地獄》（1946），也被翻譯，引入國內。不過有意思的是，中文版書名中原來的副標題，不知何故被去掉了。 出版方對于這本書的定位未必那么“學術”，而意圖吸引更多身處當代考試社會、并對古代“科舉”抱有一絲好奇的一般讀者，但似乎完全忽略了宮崎市定寫作這本書的目的，雖然講的是中國歷史，其實也在提醒同樣身為“考試煉獄”的日本，在教育上應當避免的問題。

　　1905年，科舉制一朝廢除，多數時人棄若敝帚，或無動于衷，社會表面似波瀾不驚。但實際上，這一歷史事件的意義，將在更深層次、更長時段顯現出來。思想敏銳如嚴復（1854—1921）者，便意識到“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并且感言“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言”。 幾乎同一時期，夏曾佑（1863—1924）也指出，“此等之事，關系于社會至深，社會行科舉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無不與科舉相連，今一旦舉而廢之，則社會必有大不便之緣”。 后來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主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就將廢除科舉視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指出“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進而言之，“這一變革對于政治結構的重要意義與1949年共產黨人的勝利難分高下”。

　　科舉制度及其停廢問題如此重要，也無怪長時期以來為數眾多的研究者前赴后繼投入其中，甚至已有學人倡導成立一門“以科舉制及其運作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所謂“科舉學”的專學。 相關研究成果，層累至今，可謂堆山積海，極為豐碩。錢穆、鄧嗣禹、宮崎市定、張仲禮、商衍鎏、傅吾康、劉兆瑸、黃光亮、王德昭、李世愉、何炳棣、余英時、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周振鶴、楊國強、羅志田、王先明、劉海峰、何懷宏、關曉紅、章清、劉龍心、楊齊福等幾代學者產出的標志性著述，不斷提升著這一領域的研究程度，也為后來者樹立了高起點和高門檻。不過，學術發(fā)展，譬如積薪，后來者居上，或不敢言必，新一批（代）研究者逐漸崛起，并初步展現其眼光、功力與格局，卻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近一二年，國內學界陸續(xù)出版了多部由年輕學人撰著、從不同角度討論晚清科舉相關問題的專書或論文集，包括安東強《清代學政規(guī)制與皇權體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韓策《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李林《最后的天子門生——晚清進士館及其進士群體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左松濤《近代中國的私塾與學堂之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曹南屏《閱讀變遷與知識轉型——晚清科舉考試用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卜永堅、李林編《科場?八股?世變——光緒十二年丙戌科進士群體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卜永堅、徐世博編《政變時期的八股：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會試試卷分析》（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等等。從這些新鮮的成果，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研究上諸多可喜的具體推進，也明顯感受到學界新生力量的活力與努力。

　　2017年7月9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召集舉行了主題為“覆水不收：科舉停廢百年再思”的學術工作坊，與會者多是活躍在相關問題研究第一線的青年學者，而且來自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等不同的學科，他們運用檔案、報紙、詩文集、日記、書信、課卷、試卷、新式教科書、考試用書等多種材料，從各個方向切入，圍繞會議主題展開討論，從中也可以窺見一些略具共識、并已付諸實踐的研究取向。比如注重在制度史的基礎上還原“活生生的參與者”，挖掘科舉改制、科舉停廢過程背后的“人事”因素，避免以“后見之明”倒推原因，而能兼顧實力督撫與朝內重臣“兩條脈絡”，揭示其方案主張、權力運作及互動。癸卯、甲辰兩科會試產生的進士群體，即受到由中樞、翰林院、禮部主導的科舉制變革路線（區(qū)別于主張改、廢科舉的趨新督撫）的長期型塑，而他們的教育、仕宦經歷以及清亡后的出處、流動與浮沉，也成為“轉型時代”的一個縮影。至“后科舉時代”，傳統(tǒng)士人的出路問題一直是研究者的關注熱點，不過側重偏在“野”一方的反應，對在“朝”一方采取的旨在“寬籌出路”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則較忽略，有關舉貢、生員考職與優(yōu)拔貢考試的史事還原，呈現出政府政策的過渡場景以及地方士人對于舊時科舉制度的慣性依賴，這提示我們清廷所謂“立�？婆e”并非一個瞬間完成的動作，而由此造成的“社會影響”其實有著更為豐富的層次。近年來，關于清代科舉研究有一個顯著趨向是學界越來越注重對科舉考試內容（如試題與答卷）、與科舉考試相關的各類出版物（如策問類出版物、西學匯編類出版物等）及其所承載的各種知識等進行深入的研究，此處借用某與會學者的一個總結，即“轉向文本、書籍與知識”。 這一類研究，當然首先建立在“文本”細讀與深描的基礎之上，但其趨向并非是向內的，除了用來測量和評估這個時代的“一般知識”水平，上述文本也可以與制度史研究結合，更加精細地分析科舉改章的具體措置及因應，解決諸如應試文體、策論題目、場次分布等問題，如果將“文本”還原到更加廣闊的“語境”，則我們對于圍繞“新政的生意”而孕育、興盛的出版市場、考場經濟與政治文化，勢必會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總括而言，雖然只是短短一天的會議，但因有水準整齊的高質量論文打底，會場討論充分而且高效，并提出了許多富有價值而未盡的課題。這一輯《近代中國研究集刊》即大致以此次與會論文為基礎，又邀約了一些新的作者，共收入“專題論文”十一篇，“史料整理”兩篇，“研究綜述”、“研究書目”各一篇，自信尚可以反映最近研究進展與動態(tài)。

　　本集刊很榮幸地邀請到前輩學者楊國強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長文《科舉制度的歷史思考》，作為起首統(tǒng)領之篇。此文以鳥瞰式的視野，通觀千余年來科舉“取士”并且“造士”的脈絡，揭橥懸系于此的中國人“以文化維系政治”的古老理想，至浸潤其間的傳統(tǒng)儒學理路，尤再三致意焉。然而，“經義取士之通過萬千讀書人以影響‘世道人心’，從而通過萬千讀書人實現以教化為治理的過程”，可行之于治世，卻對付不了亂世。降及近世，科舉制受到捐納、保舉等異途的沖擊，更兼外力壓迫下，國人習慣以“中西交沖”為尺度，來審視科舉和非議科舉，其本身弊端被不斷放大，而無涉于“身心”的策論但講實用、利害，不講是非、義理，士林受“追求富強”風氣驅使，進入持續(xù)的激進化。文后附錄《科舉停置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由2018年10月12日楊國強先生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之“北大文研講座”上的講演稿整理而成，正可視作前文的續(xù)篇。文中提綱挈領式地描述了科舉制在晚清遭遇的多重危機，對“異途淹沒科舉”、“學堂推倒科舉”的過程予以扼要說明，并辯證地解釋了科舉制缺位以后中國社會、政治所蒙受的久遠影響。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文題中出現的“停置”一詞，不同于一般所用“停廢”、“停罷”、“廢止”等語，這不是楊先生的發(fā)明或刻意立異，實出于當時張之洞奏折原文。

　　關于科舉與社會流動的關系，是中外學界長期關注、且聚訟紛紜的一個經典課題。蔣勤（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清代石倉闕氏的科舉參與和文武之道》一文，實際也在回應何炳棣等人提出的問題，并對清代商人家庭鼓勵天資高的成員讀書以朝向“精英”發(fā)展，即“棄商從儒”的社會流動方向有所質疑與修正。作者以浙南石倉的科舉賬簿為主體材料，較之前人倚重的方志、人物傳記、年譜、小說，表現鮮明的特色，而社會學出身的學科背景，幫助他能更為有效地利用計量方法，對石倉闕氏的科舉參與采取其所謂的“在地”（將科舉參與活動放回到村莊社會經濟變遷中）與“有機”（通過人物關系，將各種文書資料，如契約、賬簿、分家書等都匹配起來）的分析，從而立體地展示闕氏“文武并舉”的科舉轉型。文中指出盡管有少數科舉癡迷者陷入向上流動的陷阱中，但鄉(xiāng)村小商人階層參與科舉過程，更多會基于“理性”（即“分散風險的考慮”），從不同結構和資源條件出發(fā)，在不同科舉學軌中順時順勢而為，此類近似“教育投資”的行為呈現給人的印象，與其說是在追求“向上流動”，毋寧以顧炎武（1613—1682）所言“保身家”為主，實際出于民眾自我調適的結果。

　　胡適（1891—1962）晚年在臺灣，有一位當地朋友送書給他，題簽曰“適之年兄惠存”。按舊科舉時代，同時登科者以“年兄”相稱，而這位朋友卻把“年兄”當做同年齡的意思了。胡適因而發(fā)了一番感慨：“我常說，凡是邊遠地方地方的文化，越保守、越粗淺。臺灣正是中國文化邊遠的地方。” 胡適說這些話的時候，已經是1960年代初，臺灣文化尚給他以“保守”、“粗淺”的印象，而這個“文化邊遠”的島嶼實際上為中原文教所及的時代，則不得不追溯至清初隨鄭成功渡臺的士人立圣廟、設學堂之創(chuàng)舉，以及康熙年間清廷收復臺灣后，大力興辦學校、設立書院、實施科舉，培育人才，發(fā)展學術。楊齊福（浙江工商大學歷史學系）《清代臺灣學術與科舉》一文專門考察了科舉考試在臺灣的展開進程，并爬梳深受其影響的臺灣學術在史學、經學和方志等領域的諸多發(fā)展成就，而當地學術何以“與內地相比較為滯后”的潛在原因，文中也有所檢討。

　　如果說，清代科舉制在橫向角度有一個從中心到邊陲的輻射效應，那么就縱向角度而言，這一制度也演成了自上而下的完備層級，體現出鮮明的“階級”色彩。不過，對于鄉(xiāng)、會試以下的地方性科舉考試，目前研究尚多止于典章制度層面的簡要梳理，無法深論學政主持的“三年兩考”，即每三年兩輪院試（童生試）與考試生員的歲、科試實態(tài)及其選拔的具體機制。這當然不僅因為范進一類故事提示的考“相公”（秀才）和考“老爺”（舉人）之間天塹般的差別，使得研究者也暗存抑揚傾向，更直接的客觀原因，實在于史料匱乏。徐世博（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清末江蘇學政的考試與選拔：以經古考試和南菁書院為中心》一文則挖掘、利用《申報》刊載的大量與學政考試相關之記錄，包括不同省份、不同地方科場的題、案以及新聞、評論等資料，聚焦光緒時期幾位江蘇學政的工作，為理解清末學政考試提供了一個從“一時一地”出發(fā)的精彩個案。文中特別突出了以往被忽略的正場前的“經古”考試的意義，指出學政巧妙利用這一古已有之的考試形式，拔擢己所賞識之“實學”人才，無異于在四書題、八股文以外開辟另一條上進捷徑，準此而論，學政考試在清末科舉體制中最為“與時俱進”，而“經古場”恰是學政考試與選拔中最具活力那一部分。當然，這一觀察主要針對江蘇一地而言，作為“經古場”延伸的南菁書院也有其特殊性，而且學政畢竟只有授予相對低階功名的權力，因此，“他們雖然有以經史實學、西學時務轉移學術風氣、造就人材之功，卻也難免囿于科舉制度的局限，影響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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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十九年（1893），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一年，文廷式為一位他所尊敬的、“天資穎異”而長年“困躓”場屋的鄉(xiāng)先輩作傳狀文，記述了傳主對待科舉的矛盾：“年甫壯”，便不顧友朋勸勉，毅然“勇退”，終身不履場屋；然卻心有不甘，“雄心勃郁，藏刀隱耀，終未一發(fā)其硎”。文廷式慨嘆“國家設科取士，歲不下千人，萍邑歲科，三載亦數十百人”，傳主命運不濟，竟“勞苦困躓，不得階前尺地，稍為吐氣揚眉”，而后話鋒一轉，論贊曰：“先生養(yǎng)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殆其所留者大，而所貽者遠也�！� 文氏理解傳主以退為進的抉擇，與其將大好年華困于場屋，不如回里課子，傳薪后輩，此處“實”、“光”借指功名、業(yè)績，“根”、“膏”則暗喻科舉文化精神與滋養(yǎng)源泉，傳主雖無奈地“藏刀隱耀”，卻要讓這種科舉文化精神薪火相傳，子孫永保，在他看來，當然是“所留者大，所貽者遠”。文廷式生前對于八股取士、科舉變制，多有犀利的批評，但正如他筆下的這一位鄉(xiāng)先賢，由科舉文化精神造就的科舉心理、科舉情結，仍舊根深蒂固，無法解脫。在他的年代，尚可以將“根”、“膏”與“實”、“光”加以區(qū)隔，保留一份守先待后的從容心態(tài)。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停罷，悠悠百年一瞬息，風流俱往，覆水不收�？婆e制在物理層面已成永逝的過去，對于它的形式、內涵、價值、功過的追問與求索，只能由天真并執(zhí)著的歷史學家來完成了。如同余英時（1930—）所論現代儒學的困境，正在于儒學賴以存在的“社會化”建制基礎全面崩潰，近代以來儒學“死”去之后已成為一個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體的“游魂”了。儒學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尋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線”，那么今人重新檢討科舉制歷史及其停廢緣由與影響，肯定也非由單純的懷舊情愫或復古企圖使然，如何真正理解這一段歷史，并且對現代人一言難盡的生存狀態(tài)有所啟示，仍然是一個開放的課題。

　　編者謹識

　　2019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