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筆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近代司法體制的社會化變革——以清末民初商會理案為中心的歷史考察》終于完成了。本書就是該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
　　對近代司法體制的社會化現(xiàn)象產(chǎn)生興趣，源于筆者在寫博士論文時接觸到的一些商會史料。筆者的博士論文以“商會與中國法制近代化”為題，主要論述法制近代化過程中，商會推動近代憲政運動、參與商事立法和商事裁判等諸多活動。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筆者通過閱覽大量的商會檔案，發(fā)現(xiàn)近代商會自1904年成立以來，裁決商事糾紛的活動一直延續(xù)到民國中期。民國初年還頒布了《商事公斷處章程》對商會處理商事糾紛的組織構建、人員配置、經(jīng)費管理、程序規(guī)則等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由于將商會處理商事糾紛的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即使在民國初年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國家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不健全等不良法治環(huán)境下，商會處理商事糾紛的活動仍然一直有序進行，處理了大量的商事糾紛，在維護商人權益、維持商業(yè)秩序方面發(fā)揮了極大的作用。近代商會是一個自治性的社會組織，民國時期的司法體制，在普通法院體系之外，出現(xiàn)了以商會為主體的國家法規(guī)范的商事仲裁體制，為近代多元化司法體制的建立畫上了濃濃的一筆。商會參與商事裁判活動，使得近代司法體制中有很明顯的社會化痕跡。
　　由于博士論文篇幅有限，主題與近代司法體制的社會化也不相同，所以博士論文中雖然涉及商會參與近代商事裁判活動的內(nèi)容，但是未能從司法體制的社會化角度進行論述。譬如，商事公斷處是附設于商會的機構，在民初頒行的《商事公斷處章程》中明確其性質(zhì)為仲裁機構，但當時商會及商事公斷處是由商人組成的一個民間組織，博士論文中對歷屆公斷處職員的選舉過程、職員背景資料的分析都沒有。再譬如，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很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上海會審公廨會將一些案件移交給上�？偵虝�或公斷處處理，這與以往會審公廨無恥地攫取租界司法審判權的歷史公論似乎有些矛盾，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凡此種種，許多問題，縈繞在心。
　　另外，博士畢業(yè)以后，一些新史料的獲得，也使筆者喜出望外。1925年“五卅”運動以后，全國掀起了反帝運動新高潮，收回會審公廨成為對英交涉的13項條件之一，1926年在收回會審公廨的談判中，中國商事公斷處的良好運作，還作為和西方各國談判的籌碼，司法部官員李炘專門寫了《考核商事公斷處情形報告書》供各國調(diào)查法權委員會參考。根據(jù)《考核商事公斷處情形報告書》的記載，京師商事公斷處在1915-1925年處理了776個案件，但是這些案件的具體案情、公斷處如何處理這些案件的情況都不得而知。張松博士在《固有商事習慣與近代商法間的沖突與傳承》一文中曾經(jīng)提及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圖書館藏有《京師商事公斷處公斷書錄》多冊，并在文中引用②，筆者曾幾次電詢法學所圖書館，都答復古籍館在整理中，資料不對外開放，所以寫博士論文時未能引用該資料。寫完博士論文，偶爾查到北京檔案館有館藏6集8冊，而且可以閱覽。筆者異常興奮，因為盡管目前出版了許多商會檔案，但是完整的商事公斷處公斷書錄還沒有。2011年元旦過后，我抽出時間興沖沖地跑到北京檔案館去查閱，卻被告之大多數(shù)資料破損嚴重，不允許閱覽，當時的遺憾之情真是難以表達。好在第2集上、下冊和第4集比較完整，筆者還有幸一覽。我在北京檔案館花了20天時間，匆匆閱覽了第2集上、下冊和第4集，并抄錄了幾十個案例作為研究之用。在京期間我還在國家圖書館查到了1922年出版的《上海商事公斷處報告》，雖然只有薄薄的26頁，卻反映了上海商事公斷處的一些理案概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