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一頁（Folio）美意，《主體彌散的空間》一書得以再版。從2002年初版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了十七個年頭。這十七年里，星移斗轉(zhuǎn)，物是人非，一切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亞洲”這個概念在中國社會開始獲得公民權。在20世紀90年代我寫作這本書中大部分論文的時候，亞洲論述還不那么受到中國社會的關注，中國人更多地關注的是自身的命運，引導中國知識界的，也主要是歐美發(fā)達國家知識精英的批判理論；關于亞洲的想象，自然很難找到合適的生長空間。即使在本書結(jié)集之時，關于亞洲的討論，也仍然是模糊和困難的，它至多不過是附著在西方的“地域研究”名義之下的一些材料，而且這些以國別分類的材料也很難形成一個有機的范疇，以證明“亞洲”作為一個想象單位的正當性�；蛟S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風土，當時我為本書確定了“亞洲論述之兩難”的副標題，以表述在進入21世紀之初的時刻，亞洲論述所面對的困境乃至陷阱。
　　然而僅僅過去十七個年頭，亞洲作為一個命題，卻在我們的視野中變得越來越清晰。毋庸諱言，這與國際政治與經(jīng)濟格局的迅速調(diào)整直接相關。隨著亞洲地區(qū)在國際舞臺上日益顯示了自己的重要性，不僅學術界開始以“亞洲”為題推動研究與討論，美術界也以亞洲為主旨策劃美術作品展覽。以亞洲命名的各種文化交流，也日益活躍于國際舞臺，亞洲不再僅僅是西方世界的他者，它正在確立自己的主體精神。
　　但是我卻有著深深的疑慮——面對今天的知識格局，我們準備好了嗎？
　　在現(xiàn)實世界中，以萬隆會議為標志，亞洲登上歷史舞臺，是“二戰(zhàn)”結(jié)束之后亞非拉殖民地國家獨立熱潮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然而在精神世界里，亞洲的主體性確立卻遠不是如此簡單明了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在西方近代的殖民過程中西方文化對于亞洲的內(nèi)在化，更因為亞洲需要對抗的西方精神霸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不是來自它的外部，而是內(nèi)在于它自身。對于西方霸權的否定，也因此需要以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為媒介。當人們試圖以中國或者亞洲直觀地取代原來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西方，并以此重新建構世界知識格局的時候，其實很可能是在以新瓶裝舊酒——因為這一取代，很可能僅僅是依靠內(nèi)在于我們自身的西方思維方式更換了一批材料。當我們自認為是在回歸傳統(tǒng)的時候，我們真的能夠回到近代之前嗎？我們真的可以直接挪用前近代的思想資源重新分析和打造我們的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