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英豪》一書可能是我迄今為止耗時最長、最費心血的一部譯作，譯程陸陸續(xù)續(xù)長達半年之久。數(shù)度感到沮喪和煩悶之際，是貝德福德國家諾曼底紀念館寄來的感謝信令我重新振奮起精神，既然《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書可以讓我在二戰(zhàn)結束的幾十年后為記述那場史詩般的正義戰(zhàn)爭做出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貢獻，我想，這本描繪美國第八航空隊的巨著一定能達到同樣的作用。
　　首先，我想說說《空中英豪》譯本中“戰(zhàn)爭部”這個譯名。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在國內通常被譯為“陸軍部”，其首腦也被稱作“陸軍部長”，理由是，這個部門實際掌管的是陸軍。在這里，請允許我稍作解釋。Department of War成立于1789年，1947年前，美國的軍事力量主要由兩個部門統(tǒng)轄，一個是Department of War（掌管陸軍），另一個是Department of the Navy（海軍部，負責海軍和海軍陸戰(zhàn)隊），1798年前，海軍部甚至還隸屬于Department of War。1947年7月26日杜魯門總統(tǒng)簽署《國家安全法》，將Department of War拆分為Department of the Army（陸軍部）和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空軍部），再加上原有的海軍部，三者構成了國家軍事部（NME），1949年，NME更名為國防部。
　　1947年出臺的《國家安全法》中，有幾點至關重要：一是正式確定了國家軍事部（即國防部）的存在；另一點是獨立空軍的出現(xiàn)，取代了原先的陸航隊；再有一點就是就是Department of War（戰(zhàn)爭部）取消，Department of the Army（陸軍部）首次出現(xiàn)，與空軍部和海軍部一同并入國家軍事部。你不能對《國家安全法》視而不見，冒冒失失地將47年前的Department of War和47年后的 Department of the Army都稱作陸軍部。另外，請各位注意1947年7月起出任最后一任戰(zhàn)爭部長的肯尼斯·C·羅亞爾，《國家安全法》生效后，他成為第一任陸軍部長，也是最后一位擔任內閣成員的陸軍部長，實際上，內閣成員的職務是從戰(zhàn)爭部長一職遺留而來，而不是得自他新出任的陸軍部長。也就是說，取代戰(zhàn)爭部長（同時成為內閣成員）的是國防部長，而不是新出現(xiàn)的陸軍部長。這一點可查閱維基百科，戰(zhàn)爭部長（ Secretary of War）與陸軍部長（Secretary of the Army）被分別列出，并未混為一談，很顯然，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職務。
　　再從中文翻譯的角度說，既然我們在翻譯United States Army Air Corps（USAAC）和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USAAF）都很認真地將其分為陸航軍和陸航隊，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將Department of War和Department of the Army都稱為陸軍部。USAAC和USAAF的區(qū)別在于，我們看見前者，就知道指的是1942年前的美國空軍，而后者則是1942—1947年間的空軍力量。如果將Department of War按照常規(guī)譯為“陸軍部”，試問某本書中出現(xiàn)“陸軍部”這三個中文字時，讀者如何能判明這是1947年前還是1947年后的陸軍部？Department of War譯為陸軍部，Department of the Army還是譯為陸軍部，那么請問，憑什么前者用意譯，后者用直譯？難道，美國人的更名毫無意義？記住，我們的英文理解力絕不比美國人更強大。某些根深蒂固的錯誤，例如“陸軍部”，例如“企業(yè)號”，例如“軍團”等等，其影響力相當巨大，不是一本書或幾篇文章便能解決的。但我希望就此開始，或者說，從這本書開始，確立起“戰(zhàn)爭部”的說法，“陸軍部”是1947年后的產物，是拆分“戰(zhàn)爭部”形成陸軍部和空軍部的結果。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相信有些讀者并不一定認同，那么，就請允許將此視作我作為譯者的一點點“特權”吧。
　　《空中英豪》是我到目前為止見過的最詳盡的一部第八航空隊專著，也是講述美國空中力量二戰(zhàn)經歷最出色的一本。從書中的注釋以及書后所附的參考資料可以看出唐納德·米勒為創(chuàng)作這本歷史著作所下的工夫；在書中我們同樣能看出，五年的寫作和研究、對250多名當事者的采訪，使得這本空戰(zhàn)巨著生動、翔實、有血有肉。
　　這本空戰(zhàn)著作打破了我個人過去許多錯誤的觀點。在我看來，盟軍的轟炸勢不可擋、一帆風順，殊不知他們差一點慘遭失敗，第八航空隊幾乎被拆散；在我看來，轟炸就是將轟炸機飛到敵方上空，將炸彈投下去而已，殊不知，美國人追求的“精確轟炸”與英國人實施的“區(qū)域轟炸”居然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在我看來，B-17加上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諾頓”瞄準器，正如其領導者認為的那樣——“無往而不利”，殊不知，對德國某合成燃料廠發(fā)起三次空襲，損失了119架轟炸機，卻沒有一顆炸彈落入廠區(qū)內……第八航空隊最初的雄心壯志是想憑一己之力擊敗德國，也就是說，不需要諾曼底登陸，也不需要步兵弟兄們的浴血奮戰(zhàn)，只靠他們發(fā)起的戰(zhàn)略轟炸便能將德國逼入絕境。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近乎異想天開的思想，當初卻被美國空中力量領導者奉為建軍原則。
　　簡單地總結，這本書闡述的其實是轟炸戰(zhàn)的兩個問題：轟炸哪里？如何轟炸？炸彈不能一丟了之，投向哪里最具效力，最能打擊敵人的戰(zhàn)爭能力，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始終貫穿著美國陸航隊所經歷的整場戰(zhàn)爭，煉油廠？潛艇塢？飛機制造廠？交通中心？還是像英國人那樣，干脆轟炸德國的城市？這些目標都曾被第八航空隊嘗試過，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這令他們苦苦思索，究竟應該轟炸哪里？即便確定了轟炸目標，B-17機群能否完成摧毀任務？從理論上說是可以的，但實際上，非常難，即便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損失掉大批人員和飛機，遭受到打擊的德國目標卻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恢復。
　　轟炸戰(zhàn)從未有過可供遵循的先例，這就意味著第八航空隊對德國的戰(zhàn)略轟炸是一個不斷摸索、不斷嘗試的過程，充分說明了“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這句老話。從這一過程中，我們也許能看出美國空軍在戰(zhàn)后一躍成為世界第一的某些原因。先進武器固然重要，人的因素同樣不可或缺，最重要的大概是“經驗”，缺乏實戰(zhàn)經驗，單憑紙上談兵和數(shù)據(jù)、性能對比是無法成為一個軍事強國的，而軍事強國，實際上是個不斷保持強大的過程。二戰(zhàn)后的多次局部戰(zhàn)爭就是最好的范例。朝鮮、越南、阿富汗（蘇）、科索沃、海灣地區(qū)、反恐戰(zhàn)等等，美國和蘇聯(lián)卷入的一場場戰(zhàn)爭，實際上就是一次次不間斷的嘗試和探索，一如第八航空隊在二戰(zhàn)中所做的那樣。對德國的戰(zhàn)略轟炸結束后，美國陸航隊全力推動“戰(zhàn)略轟炸調查”項目，破天荒地使用民間人士來執(zhí)行，其目的就是為了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而這些調查所產生的200多個報告，打破了許多既有的概念，即便到今天，對空軍依然不無裨益。
　　最初為實施精確轟炸而創(chuàng)立的航空隊，卻以地毯式轟炸贏得了他們最大的勝利。
　　納粹德國的敗亡，很重要的原因是石油工業(yè)被毀？不是，反而是他們最充裕的煤要為其失敗負責。
　　生活條件舒適、軍餉頗高的飛行員，傷亡率居然高過太平洋戰(zhàn)區(qū)的海軍陸戰(zhàn)隊。
　　美國空軍的“無人轟炸機”，德國空軍的“神風敢死隊”，你聽說過嗎？
　　漢堡和德累斯頓的毀滅，是一場蓄意的屠殺？
　　德國的許多王牌飛行員擁有動輒上百架的擊墜戰(zhàn)果，美國戰(zhàn)斗機部隊應該很怕他們吧？并非如此，美國戰(zhàn)斗機最怕的是對方避戰(zhàn)，他們甚至以轟炸機為誘餌，誘使德國空軍升空應戰(zhàn)。
　　美麗、和平、貌似中立的瑞士，背地里隱藏著多少丑惡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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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在我看來聞所未聞的故事，在本書中都可以找到詳實的描述和解答。
　　說第八航空隊打贏了對德戰(zhàn)爭有些夸張，可如果沒有第八航空隊，又如何能贏得那場戰(zhàn)爭？
　　翻譯《空中英豪》一書，的確有一種“被掏空”的感覺，我所稱的“代入式”譯法令我在精神上疲憊不堪，寫下這些顛三倒四的文字時，吃力不已，就像一個滔滔不絕的演說者下場后，再也說不出一句話那樣。如果這篇所謂的序言降低了全書的水準，責任全在于我。
　　最后，我不想說“歡迎讀者批評指正”這種毫無意義的空話，只想把這部譯作獻給二十年來一直默默關心和支持我的她，并衷心說聲“謝謝”。這是怎樣的一種堅忍和力量啊，我對此驚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