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在普林斯頓
魯文· 加略
我是在十年前的 10 月 10 日認識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的， 地點就在普林斯頓。 學校出版社的社長皮特· 多爾蒂給我寫了封郵件， 邀請我參加一次簡短的會談：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準備出版馬里奧關于《悲慘世界》 的評論， 作家本人明天會來和我們的銷售團隊聊聊他的書……” 郵件里這樣寫道。
會談被安排在了校內的一間教室進行， 我如約參加。 馬里奧穿著西服， 打著領帶， 坐在他周圍的是出版社銷售團隊的所有成員， 有男有女， 基本都是三四十歲的年紀， 全是美國人，身上透著股大學里典型的拘束感。 他們說話時不敢看馬里奧的眼睛， 還會因為緊張而在發(fā)言時動來動去， 就好像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種場面， 也不知道自己該提出怎樣的問題。
馬里奧則恰好相反， 他如平常一樣溫和而親切。 他表現(xiàn)得十分輕松， 就像在自己家似的。 他和銷售團隊聊天時的樣子會讓你感覺他們就像是相識多年的老友。 當他開始談論與那本即將出版的書相關的事情時， 他的表達方式和語音語調又使得整個教室迅速充滿了活力。
“想想看， ” 馬里奧說道， “維克多· 雨果一直到結婚前還是處男。 在那之前， 他從來沒和任何女性發(fā)生過關系。 對于一個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男人來說， 這簡直太奇怪了。 他一直是處男！ ”
銷售團隊的成員們明顯尷尬了起來。 他們在手中的黃色筆記本上做著記錄， 竭力不在馬里奧說話時抬頭看他。
“不過呢， ” 馬里奧繼續(xù)說道， “也發(fā)生了些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新婚之夜， 維克多· 雨果極度享受那種新鮮的體驗， 他和他的妻子一晚上做了七次�！�
銷售團隊成員們的目光死死盯著筆記本， 寫字的速度更快了。
“七次啊。 不是一次也不是兩次， 是七次。 一晚上七次��！你們能理解那需要多么大的精力嗎？ 要知道那時候雨果已經不是個年輕小伙了。 七次啊！ ”
銷售團隊的成員們臉漲得通紅， 依舊飛速地在做著記錄。其中有一位女士的臉已經紅得不像樣子了， 我擔心它隨時都有可能炸裂開來。
馬里奧講完維克多· 雨果——他的婚姻、 情事、 政治問題、在拉芒什海峽上一座島嶼中的流放經歷——之后， 出版社社長說還有幾分鐘提問時間。
一陣長長的沉默之后， 那位剛才臉還很紅， 現(xiàn)在已經恢復些許正常面色的女士開口問道：
“這本書該怎么分類呢？ 它屬于傳記類還是散文類？ 圖書分類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決定了它會出現(xiàn)在書店中的什么位置�！�
在她提問的時候， 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身上， 腦子里卻回響著馬里奧的聲音： “七次！ 七次啊！ ”馬里奧耐心回答了她的問題， 這也平復了她的情緒， 她認認真真地在黃色筆記本上把馬里奧的回答記錄了下來。
那之后， 過了一段時間， 校長雪莉· 蒂爾曼提名我為拉丁美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 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而我的第一個工作計劃就是邀請馬里奧來和我們一起上一學期的課。 他早就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了， 實際上， 他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其他許多大學都教過課， 不過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 也就是參加完秘魯總統(tǒng)大選之后， 他就沒回普林斯頓教書了。
另外， 馬里奧的相關研究資料也在普林斯頓。 學校圖書館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買下了那些資料的版權， 其中包括保留了修改痕跡的小說手稿和其他許多文件資料， 它們裝滿了整整三百六十二個檔案箱， 被來自世界各地的數(shù)百位研究者查閱過。
馬里奧接受了我的邀請， 從那時起， 他作為特邀教授和我們一起度過了三個學期。 其中一個學期——那是 2010 年秋天，校園里的樹葉盡是鮮艷的紅色， 他開設了兩門課程， 一門講博爾赫斯的散文， 另一門講拉丁美洲小說。
那個學期本來并沒有什么不同： 上課、 和同事聚餐、 在紐約漫步（普林斯頓大學的許多老師都住在紐約）， 這種生活一直持續(xù)到我被電話鈴聲吵醒的那個十月的某天早晨。
我迷迷糊糊地接起了電話。
“早上好。 請原諒這么早來打擾您。 我是普林斯頓大學諾貝爾獎辦公室的瑪麗……”
我依舊沒有完全清醒。 諾貝爾獎辦公室？ 我心里叨念著。我一直都不知道學校里還有這么一個辦公室。
“我們需要立刻知道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在哪里�！� 那位瑪麗女士這樣說道。
聽到這兒， 我猛地清醒了�！爸Z貝爾獎” 和“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 出現(xiàn)在了同一句話里。
我從床上跳了下來， 快速洗了澡、 換了衣服， 只用了五分鐘就鉆進了地鐵， 朝 57 街趕去。 馬里奧在那條街上租了間公寓， 就在中央公園附近。
我來到馬里奧的住處時， 那里已經擠滿了記者和看熱鬧的人， 他們全堵在樓門前， 周圍還架著數(shù)不清的攝像機和麥克風。
我走進街對面的花店， 準備買束花作為禮物。
“確實值得買束花， ” 花店女店員對我說道， “這是要慶祝什么��？ 生日？ 婚禮？ ”
“諾貝爾獎�！� 我答道。
我抱著花在記者群中擠出一條路， 然后鉆進底層大廳， 搭上電梯， 徑直到了馬里奧的公寓門前。 門打開后， 我發(fā)現(xiàn)房子里聚集著另外一群人： 架起的攝像機和麥克風數(shù)量更多， 還有很多播報員在屋子里來回走動著。 所有的電話——對講機、 固定電話、 訪客的手機——都在響， 卻沒人有空把它們全部接聽。
“魯文�！� 我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 就在這時， 馬里奧出現(xiàn)了， 在這樣混亂的環(huán)境中， 他卻依然保持著一貫的沉著優(yōu)雅。
“你想想看， ” 他對我說道， “瑞典文學院的人六點不到就把電話打來了。 我當時正坐在沙發(fā)上讀書。 是帕特莉西婭接的電話， 她把電話遞過來的時候臉色異常蒼白。 我嚇了一跳， 第一反應是： 家里有人去世了。 我接過電話， 一位很有禮貌的男士說他是瑞典文學院的， 還說我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五分鐘后， 全世界就會知道這個消息。 他說如果我想聯(lián)系什么人的話， 最好立刻去做， 因為消息一旦傳播開來， 我就做不成了。掛斷電話后， 我依舊在沙發(fā)上坐著， 思考著這通電話到底意味著什么。 五分鐘后， 就像他提醒我的那樣， 事情就難以收拾了。我沒辦法給任何人打電話了�！�
“馬里奧， 我們準備好了， 可以開始錄像了�！� 西班牙電視臺的攝影師說道。
諾貝爾獎的風吹到了普林斯頓。 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擁入校園， 他們就像是早已習慣了這種陣仗， 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了馬里奧上課的教室里。
還好， 項目負責人， 極具威嚴的波多黎各女教師露絲， 從早到晚守候在馬里奧身旁為他排憂解難�！鞍蜖柤铀�· 略薩博士沒時間。” 每當有不請自來的人試圖靠近辦公室的時候， 她就會這樣喊道。
除了無窮無盡的訪客之外， 辦公室的電話也一直響個不停，傳真也在持續(xù)工作著。 學校的郵差不得不搞來一輛超市推車，以運送每天寄達的大量信件和包裹。
傳真和信件里寫著來自世界各地的、 最不可思議的要求。馬里奧像孩子一樣開心地閱讀它們， 我們經常能聽到大笑聲從他的辦公室里傳來：
“露絲， 過來一下， 讀讀這個。” 馬里奧說道。
那是一封傳真， 上面印著圖片和價目表。 發(fā)來傳真的是秘魯阿亞庫喬一家雪糕廠的主人， 他管馬里奧叫“杰出的同胞”。那人給馬里奧講自己的工廠運營狀況有多么好， 在最近一年里，收益翻了四倍�！耙虼�， ” 此君進一步說道， “我希望您能把諾貝爾獎的獎金投資到我的生意上。 我保證兩年內就能讓那筆錢翻三倍。 您幫我， 我也幫您�！�
“露絲， 再看看這個。” 馬里奧又在他的辦公室里喊著。
信封是牛皮紙做的， 貼著印度郵票， 上面只寫著“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 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 幾個字， 但是這封信卻神奇地被投遞到了學校辦公室。 來信者在裝入信封的信紙上用很秀氣的字體寫了些東西， 開頭寫的是“親愛的先生”這幾個字。 寫信人說馬里奧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一方面是因為他確實是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 但同時也肯定因為他是一個慷慨的人�！八�， ” 那個印度人寫道， “我請求您把獎金中的一部分寄給我， 好讓我做一次胃部手術， 醫(yī)生們老早就建議我做手術了， 可是我沒錢。”
并非所有的請求都是通過文字表達的。 有一天， 辦公室里來了位某知名飯店的老板， 他說想邀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和其他客人一起品嘗拉丁美食。 他計劃舉辦一場大型的秘魯美食宴會活動， 邀請新澤西州各界名流參加。 而那次宴會最主要的嘉賓就是馬里奧， “宴會只會持續(xù)三四個小時”。
“巴爾加斯· 略薩博士不喜歡宴會�！� 露絲陪飯店老板走到門口時說道。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四天之后， 馬里奧要用西班牙語舉辦一場講座， 題目是《關于文化的簡短演講》。
講座前一天， 諾貝爾獎辦公室負責人瑪麗女士聯(lián)系我， 建議我把講座活動移到理查德森廳進行， 那里是學校里舉辦音樂會的地方， 足以容納五百人。
“可是講座使用的是西班牙語， ” 我對她說道， “而且主題很具體。 我們準備在一百人的報告廳舉行， 我覺得肯定坐不滿。普林斯頓能有多少說西班牙語的人呢？ ” 我反問道。
“你不明白諾貝爾文學獎意味著什么， ” 瑪麗對我說， “人們都想看看他， 靠近他， 碰碰他�！�
于是我們聽從了瑪麗的建議， 預約了理查德森廳。
講座那天， 入口處果然擠滿了人。 廳里坐滿了五百人， 還有至少五百人堵在大廳外。
在那篇后來被收入《娛樂的文明》 一書的演講中， 馬里奧批評了米歇爾· �？录捌渥杂衫碚摚� 他把這位法國思想家的理念和如今法國公立學校中泛濫的無政府傾向聯(lián)系在了一起。 那些內容也可以被解讀為對美國學術體系的尖銳批判， 因為哪怕已經過去了這么多年， �？碌淖髌穼τ诿绹處熀蛯W生而言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經典。 我心想， 講座后和聽眾的互動環(huán)節(jié)也許會充滿火藥味。
但是大廳里所有的聽眾聆聽馬里奧的演講時， 臉上都掛著微笑。 到了聽眾提問環(huán)節(jié)時， 人們排起了長隊。
“我是從伊基托斯來的， ” 一位先生嘴巴緊貼著麥克風說道，“雖然我已經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 但我還是想說， 您的諾貝爾文學獎對所有秘魯人而言都是巨大的榮譽， 它讓我們國家揚眉吐氣了一把。”
“我是利馬人， 在美國從事建筑業(yè)， ” 排在第二位的先生推開麥克風， 大聲喊道， “不過我閑下來的時候會寫詩。 堂馬里奧， 我想給您讀上幾首�！�
“我哭了， ” 一位女士說道， “馬里奧， 在電視上看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時我哭了， 因為那是所有秘魯人的驕傲， 是能發(fā)生在我們身上的最美好的事情了�！�
馬里奧簽完名， 一名穿著制服、 高大帥氣、 看上去只有二十歲左右的金發(fā)保安護送著我們離開了報告廳。 外面的人太多了，他對我們說， 不如走音樂家專用通道， 可以直通后門。 從那扇門出去， 我們可以步行走到街上， 車子會把我們從那里捎到飯館，我們和小說家喬伊斯· 卡羅爾· 歐茨約好了在那里見面。
我們跟在保安身后走著， 從后門離開建筑物時， 我們仍能聽到遠遠地從正門傳來的人群的聲音。 突然有人喊了句“他在那兒”， 緊接著， 人群就擁到了我們跟前， 把我們完全圍住了。成百上千的秘魯人擠滿了校園， 金發(fā)保安手里握著對講機， 試圖幫我們開一條路出來。
這些快要把我們擠扁的秘魯人是從哪里冒出來的呢？ 馬里奧對我說， 在新澤西州有一個叫帕特森的小鎮(zhèn)， 那里是秘魯本土之外最大的秘魯人聚居區(qū)之一， 大概有近十萬秘魯人生活在那里。
大概那十萬人今天都跑到普林斯頓來了， 我心里這樣想道。
“馬里奧， 馬里奧！ 我投過你的票！ ” 我們費力前行時， 有個秘魯人這樣喊道。
“能合影嗎？ 我要發(fā)給我外婆�！� 一位女士邊靠近馬里奧邊說著這句話， 她的丈夫則舉著相機跟在她旁邊。
“馬里奧， 給我在這本書上簽個名吧。 請寫上： 獻給瑪麗莎�！� 另一位姑娘一邊遞著筆一邊喊著。
合影和簽名的請求接連不斷， 馬里奧一邊走著， 一邊盡量滿足這些請求。 我們費了好大勁兒才前進了幾米。 聚攏過來的人越來越多了， 按照這個節(jié)奏， 我們要走到街上得花好幾個小時， 而且得是在我們沒被擠扁的情況下。
有那么一會兒， 來自帕特森鎮(zhèn)的秘魯人把我們的路完全堵死了。 幾十只抓著書本或相機的手攔在我們身前， 大喊著： “馬里奧， 馬里奧！ ” 金發(fā)保安用對講機聯(lián)絡， 說我們被堵在半路，無法前進了。
馬里奧雖然依然不停地簽名并與書迷合影， 不過同時也沖在了最前面， 在十萬帕特森鎮(zhèn)秘魯居民中為我們擠了條路出來。他一邊向前走著， 一邊向兩邊的書迷投去問候的目光， 不論如何， 他畢竟在保持前行： 就像在用眼神開路。 金發(fā)保安落在了后面， 依舊在用對講機說著什么。
我們最終走到了街上， 鉆進了學校派來的汽車， 司機立刻發(fā)動了車子， 把帕特森鎮(zhèn)的十萬秘魯人甩在了身后。
“你被嚇到了�！� 馬里奧對我說道。
“我以為咱們要被擠死了�！�
“公眾是很友好的， 不過人數(shù)太多了。 雖然他們沒有惡意，但也可能會造成危險。 這些都是我在競選總統(tǒng)時學到的……”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 馬里奧依舊保持著和普林斯頓的合作關系。 2014 年 7 月， 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其榮譽博士稱號， 一年后， 他再次作為特邀教授回到了校園。 這次， 我們決定共同開一門關于拉丁美洲文學和政治的課程， 來剖析該地區(qū)的小說和二十世紀重大歷史事件的密切關系。
作為課程的一部分， 我要求學生們好好利用學校里收藏的馬里奧的相關文件資料。 每名學生都要在上課時把自己查閱過的資料分享給其他所有同學。 那些分享活動可以說是這門課里最有趣的部分之一了。 每周， 都會有一名同學當主講， 主講人會連接好電腦， 在投影屏幕上向我們展示他的發(fā)現(xiàn)。
拉臘· 諾加德既是學生又是校報記者， 她在馬里奧的相關材料里找到了他十五歲時寫的許多“離經叛道” 的文章， 例如利馬的結核病問題或藥房的貪污現(xiàn)象。 在她展示這些文章時，馬里奧聽得很仔細， 顯得非常感興趣。
“我都忘了自己寫過那些東西了�！� 他說道。
其他同學選擇的主題也很有意思： 馬里奧和他的譯者之間的郵件往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在波多黎各度過的日子、 關于弗洛拉· 特里斯坦的那本小說 a 的不同修改版本等。
一天， 一位男同學在投影上放了一張照片， 照片里是一張用略帶稚氣的字體寫著什么東西的紙。
“這是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十二歲時寫的情詩�！� 他說道。
“那首詩是我寫的？ 太丟人啦！ ” 我們的特邀教授喊道。
那是一段美妙的時光， 同學們不僅通過聆聽馬里奧的講述學到了很多東西， 而且勇敢地向他展示著與之相關的物事： 某個被遺忘的細節(jié)、 一段缺失的文字……這種教學模式使得參與雙方都能有所收獲， 而馬里奧既幽默又慷慨地享受著這一切。
我們就這樣度過了那個學期： 每周二下午和同學們聚在一起， 聽他們介紹自己的發(fā)現(xiàn)， 討論特魯希略的獨裁統(tǒng)治、 古巴革命、 新小說和薩特的存在主義。
十一月， 幾乎已經到了學期末， 我們在馬里奧結束課程、返回馬德里之前組織了一次公共活動， 來為那可怕的一年畫上句號： 年初發(fā)生了針對巴黎《沙爾利周刊》 的恐怖襲擊事件，而就在活動舉辦幾天之前， 11 月 13 日， 巴黎的巴塔克蘭劇院又遭受了恐怖襲擊。 于是我們決定把最后一次活動的主題定為討論恐怖主義如何威脅知識分子的工作， 而那些正是我們教授的學生將去從事的工作， 我們想用對談的方式來分享各自的想法。
我們特意為那次活動邀請了菲利普· 朗松， 他是我的朋友，曾任法國《解放報》 的記者， 也非常了解馬里奧的作品， 此外他還是《沙爾利周刊》 襲擊事件的幸存者。 菲利普從巴黎飛抵普林斯頓， 這是他在經歷過那次可怕事件之后的第一次遠行，我們三個人一起進行了那場對談活動。 菲利普給我們提供了關于那次事件的第一手目擊材料， 十分詳細地講述了兩名手持沖鋒槍的年輕人沖進周刊編輯室的那個一月的日子里所發(fā)生的事情， 后來他在醫(yī)院里待了幾個月， 努力從傷痛中恢復過來。 馬里奧在評論時， 把那次襲擊放置到了更加宏觀的恐怖主義威脅背景下， 他認為智識一直都是對抗恐怖暴力的最有效手段。
那個學期過得很快： 我還記得最后一堂課的場景， 掌聲不斷， 大家都覺得有些傷感， 所有人都依依不舍地向馬里奧道別。
和以往一樣， 馬里奧的離去像是在普林斯頓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白。 我們十分想念他在文學和思想領域所展現(xiàn)出的激情、在課堂上活力四射的狀態(tài)、 對政治的熱情和他的幽默。 也就在那時， 我下定決心要使用我們在那個學期的課堂上積累下的材料： 數(shù)小時的錄音、 同學們的研究和介紹、 我們的教案和筆記……來做些事情。 后來這本書慢慢成形了， 它是我們和同學們一起談論文學和政治話題的見證， 也是讓馬里奧繼續(xù)出現(xiàn)在普林斯頓乃至全世界讀者面前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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