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fā)的學生愛國運動已經(jīng)95周年了，我們照例得紀念，論理得大紀念。
　　可是，什么是“五四運動”呢？
　　“五四運動”之名自然得自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為反對日本強占我山東權益的愛國游行。然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五四運動”的范圍和意義要遠大于此。
　　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長期以來我們把“五四”數(shù)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游行”緊密地捆綁在一起。1931年，羅家倫在口述五四運動時，就從蔡元培掌校時期的北大所引領的“新文化運動”談起，稱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所產(chǎn)生的思想變化的結果”。后來羅家倫又深切地指出：“五四運動是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新文化運動也廣泛地澎湃地由五四運動而擴大。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一貫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國現(xiàn)代化�！�1949年，俞平伯說了類似的意思，他說：“民國八年的五月四日，這個青年學生的運動，從表面上看，因為抗爭辱國的外交以直接行動打擊北府的官僚們，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卻非常廣泛，是社會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新，思想的解放等，……簡直可以說包羅萬象，不過在尖端上作一個政治性的爆發(fā)而已�！�
　　今天我們所說的“五四運動”不再只是指1919年5月4日的愛國運動，而是如羅家倫、俞平伯所說的那樣，是包含了此前此后的思想革命、文化反省、社會變革、政治改良、經(jīng)濟自立等內容在內的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
　　后來，五四運動研究者周策縱先生對“五四運動”下了一個類似的定義。他稱：“它是一種復雜的現(xiàn)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這一切都是由以下兩方面因素促發(fā)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條和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所激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種學習西方、試圖從科學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國的傳統(tǒng)以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企望�！彼麑⑽逅倪\動的時段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所說的“五四運動”和最初所說的僅僅指5月4日學生游行示威的“五四運動”相比，時間跨度更長，所涉范圍更廣，意義更重大，影響更深遠。由于“五四運動”這個詞已被普遍地認為是一個包括5月4日愛國游行事件在內的一個更為廣義的概念，所以我把從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生游行示威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簽對德和約止，在此期間全國范圍發(fā)生的、社會各階層積極響應的一系列游行、演說、抗議、辭職、逮捕、罷課、罷市、罷工、成立組織、抵制日貨等事件，統(tǒng)稱為“五四事件”。
　　在“五四事件”發(fā)生的幾乎同時，與其表兄蔡曉舟一同搜集編撰五四資料的楊亮功先生后來這樣說五四運動的：“五四運動自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門游行趙家樓縱火起，至六月十日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并明令準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辭職止，為時共一個月零十日左右。此一運動初由北京幾個大學發(fā)動，蔓延至全國各省市各級學校暨各工商業(yè)人民團體。其傳播之速，范圍之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彼�這里所說的“五四運動”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五四運動”就是兩個概念。如果我們用“五四事件”這個詞的話，便可以將他之所謂的“五四運動”與今天所說的“五四運動”區(qū)分開來。
　　可以說，今天的“五四運動”這個概念是以當年的“五四事件”為原點，不斷豐富，不斷拓展起來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時又因其無所不包，就難免顯得龐雜模糊，以致一談起“五四運動”，都有些叫人“不知從何處說起”之感。
　　今天，我們普遍認同的是一個更為廣義的“五四運動”，可是，要知道，在當年很多當事人的心目中，“五四運動是一個簡單的、純粹與明朗的事件”。陶希圣甚至明確地說五四與新文化運動關系不大，就是新文化運動對當時的學生影響也不大。他說：“五四運動的起因與白話文或文學革命沒有什么關系”，“新青年與每周評論在學生們的中間，亦有流行。但白話文，或文學革命，或新文化運動，還未發(fā)生多大的影響”。田炯錦則稱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兩碼事”，參與其中的也是“兩撥人”�！拔逅倪\動努力的人，對新文化運動，甚少參預，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們，亦很少參加五四的行動�！痹谒麄兛磥�，“五四”沒那么復雜，沒那么“含混”，而今天這個廣義的“五四運動”簡直就是“胡說八道”。
　　當年五四游行的參與者田炯錦后來就這樣說：
　　敘述“五四”的事實，使閱者免除有矛盾沖突的感想，當先分清楚，什么是所謂“五四”、什么是所謂“五四運動”。五月四日當天游行的人，誰也不曾想到他們的行動，會被稱為“五四運動”。而以后侈談五四運動的人，至少在時間上包括由八年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這一段，不少的人甚至將文學改良運動，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混在一起；于是隨其心之好惡，將“五四”以前數(shù)年的某些事實，與“五四”以后許多年的某些事象，都記在五四的功勞簿上或罪過冊上。以致后之人對五四運動的真相，不易明瞭，更不易對其功過，有持平的論斷。
　　更有當時的參與者王撫洲稱，“如果說是文化人激動起五四愛國運動，這功績應歸之于當時的新聞記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這當然是從“五四事件”而不是“五四運動”的角度而論的。
　　可見，將“五四運動”與“五四事件”這兩個概念區(qū)分開來，就可以避免這些含混，以及由含混造成的贊美或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