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風吹水上鱗

——敬悼錢賓四師

余英時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余短發(fā)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后突得臺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洶涌，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后得到臺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tài)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后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后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臺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而每次到臺北，無論行程怎么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tài)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于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fā)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后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后才能下筆。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后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后，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里創(chuàng)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念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chuàng)，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guī)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占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愿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chuàng)，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出來主持，但并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愿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后，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并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么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后，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后，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盡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茍言笑的人。但是這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fā)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后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yǎng)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盡量遷就學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lián)大時相提并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后來由于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后，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里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fā)現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而后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從來沒有贏過。

這樣打成一片以后，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yǎng)，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于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后，我們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濕潤的。不用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yǎng)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么事要我?guī)湍阕鰡�？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我跟錢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彼此偶爾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yǎng)浸潤以后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tǒng)語言所謂的“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