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從公元前206年西漢王朝建立，到公元581年隋文帝統(tǒng)一中國，歷時近八百年，史稱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上也有人稱這一時期為漢魏六朝。這一時期的文學在繼承先秦文學發(fā)展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了文學發(fā)展的新局面，出現(xiàn)了許多新文體、新思路、新風貌，特別是詩文，獲得了更加長足的發(fā)展。應當承認這一時期的文學是空前繁榮的，其成就也是輝煌的。也正因為如此，漢唐文化才能成為歷史上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代表。文學的其他方面的發(fā)展與成就我們姑且不論，現(xiàn)在僅就漢魏六朝文的發(fā)展與成就略抒己見。

漢代的文引人注意的有四個板塊，一是西漢初以賈誼、晁錯為代表的政論文，本書選注了賈誼的《過秦論》和晁錯的《論貴粟疏》作為代表。這一類文章的出現(xiàn)自有它的時代背景的：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之后，為了求得王朝的長治久安，開始注意總結歷史上王朝興敗盛衰的原因，特別是秦朝速亡的原因，更是他的前車之鑒，《過秦論》、《論治安策》等，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同時，漢初的經濟在經過了秦末的社會大動亂之后，本來就不太發(fā)達的生產力，又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當時的社會還潛伏著許多的矛盾和危機，這種狀況直到漢文帝時代，還不見太大的轉機，所以賈誼在《陳政事疏》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賈誼是沒有膽量在皇帝面前危言聳聽的，他不過是敢于正視現(xiàn)實又敢于講真話罷了。晁錯也與賈誼有點相似，他也是個敢講真話的人，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他極力主張削弱諸侯王的勢力，為此他付出了血的代價。他的《論貴粟疏》也能洞察當務之急，所言都頗中肯綮。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賈誼、晁錯的文章“疏直激切”，其評價是中肯的。

漢文的第二個板塊是漢賦，它是整個漢代最主要的文體，是純文學作品，也是漢代發(fā)展演變最為迅速的文體。劉勰的《文心雕龍·詮賦》篇說賦是“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說它“受命與詩人”，其著眼點是《詩大序》有“風、賦、比、興、雅、頌”的“六義”之說，賦的得名即從“六義”之中位居其二的“賦”而來。“六義”中的賦，不過是一種表現(xiàn)手法，并不是一種文體。從漢賦開始，變成了一種文體，而這種文體的特點便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文心雕龍·詮賦》）。所謂“拓宇于楚辭”，就是說漢賦是從《楚辭》的領域開拓發(fā)展而來。從賦的發(fā)展史而言，楚辭是騷賦的時代，騷賦的寫作一直延續(xù)到漢初，王逸的《楚辭章句》就收有漢人的作品。西漢人的騷賦在體式上與《楚辭》是十分相似的，如我們所選的賈誼的《鳥賦》與《吊屈原賦》，在句式上還保留著《楚辭》的“兮”字，把它們視為騷賦也并沒有什么不妥�？墒敲冻说摹镀甙l(fā)》就與賈誼的賦有所不同了，不僅沒有了“兮”字，在描寫上鋪張揚厲之風也開始形成，賦中也有了主客的對話，他雖然沒有以賦名篇，實際上在體式上已接近大賦，可視為騷賦向大賦（辭賦）的過渡。蕭統(tǒng)的《文選》沒有把《七發(fā)》放在賦類里，而是單設了一類“七”體，我想蕭統(tǒng)所以這樣做，可能有兩個考慮。一是《七發(fā)》的體式確實與賦有所不同，《七發(fā)》雖有吳客和楚太子的對話，但并沒有主客之間或客與客之間的互相辯難。在《七發(fā)》中楚太子沒有說幾句話，吳客卻連用七事來循循善誘地啟發(fā)太子，可以說《七發(fā)》就是啟發(fā)，就是用七件事來啟發(fā)太子，最后以太子據(jù)幾而起曰：“聽圣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作結，這與漢代大賦以“卒章顯其志”、“曲終奏雅”的方式最后來一點諷諫又有所不同。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七發(fā)》還不能算賦，此其一。其二是，枚乘《七發(fā)》問世之后，仿效者頗多，逐漸形成了一種體式，這就是《七》體。曹植在其所寫的《七啟·序》中說：昔枚乘作《七發(fā)》，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骃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這說明在曹植的時代，《七》體已初具規(guī)模�！段倪x》把它列為一類，也自有它的道理。另外《七發(fā)》還不能說是“拓宇于楚辭”的，它的體式與風格與楚辭沒有多少相似之處，倒是與戰(zhàn)國時代的游說之士的言談風格有些相似，所以楚太子把吳客之所言，視為“圣人辯士之言”。但《七發(fā)》在賦的發(fā)展史上也應占有一席地位，它是向賦過渡的橋梁。

漢代的大賦的模式是司馬相如奠定的，我們所選注的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實則是《天子游獵賦》一篇大賦的兩個組成部分。此賦在藝術描寫上極盡鋪張揚厲之能事，賦中又虛構了三個人物：子虛、烏有、亡是公，有主有客，有互相之間的對話，也有互相之間的辯難。楚國使者子虛先生在看到齊王舉行的盛大的游獵活動之后，在齊國的烏有先生與天子使者亡是公面前大夸楚國的園囿之大、游獵之盛、物產之富，以期壓倒齊國。烏有先生加以辯難。最后天子的使者亡是公出來，盛夸天子的上林苑之大、車騎游獵之壯觀，皆非齊楚可比。又通過亡是公之口，說出天子已覺察到這樣做未免太奢侈了，“于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指上林苑）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發(fā)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這就是“其卒章歸之于節(jié)儉。因以風諫”（《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大賦的“體物寫志”也于此可見。

自司馬相如奠定了漢賦的模式之后，兩漢的大賦模式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漢代賦的發(fā)展并沒有凝固化，而是處在迅速的變化之中，這不僅表現(xiàn)在題材的開拓上，也表現(xiàn)在體式的發(fā)展變化上。

《文選》六十卷，從卷一到卷十九都是選的賦，幾乎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它把賦又分為十五類，這是從題材內容上分類的。有些分類在今天看來也并不完全科學，但也初步體現(xiàn)出漢賦內容的豐富性，特別是描寫京都與畋獵的大賦，閎麗巨衍，雍容典雅，它是漢代國力富強的表現(xiàn)，是漢代文人潤色鴻業(yè)的力作，也是當時的時代產物。要正確而全面的評價漢賦，不能不看到這些方面。

對于漢賦如何評價，在漢代就有所爭論，司馬遷對司馬相如的賦已略露微詞，他指出相如曾向漢武帝獻《大人賦》，本意是諷刺漢武帝好神仙之術的，漢武帝看了之后反而飄飄然有凌云之意，可見賦的諷刺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司馬遷又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jié)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保ā妒酚洝に抉R相如列傳》）既批評了司馬相如賦的“虛辭濫說”又肯定了它的諷諫作用，其評價還算公允。而揚雄對漢賦的批評，比司馬遷更為激烈。他在《法言·吾子》篇中，把賦看作是“童子雕蟲篆刻”的玩意，是“壯夫不為”的。他本身就是賦家，卻對賦如此的輕視，令人難以理解。當談到賦的諷刺作用時，他認為賦的諷刺作用是勸百諷一的：“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睗h代的文論家比較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對文學的審美作用則不太重視，所以批評漢賦的虛辭濫說、雕蟲篆刻還是可以理解的，有它合理的因素。司馬相如奠定的漢賦模式，自有它自己的局限，所以在東漢后期，出現(xiàn)了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王粲的《登樓賦》等抒情小賦，它們汰除了鋪張揚厲之風，以及堆垛寡變、板滯凝重之弊，用清新俊永、短小精悍的抒情小賦，取代了閎麗巨衍的大賦，也增強了賦的抒情性，是賦史上的一次變遷。

兩漢文的第三個板塊是以《史記》、《漢書》為代表的歷史紀傳文，因限于篇幅，本書沒有選錄。魯迅先生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其思想與藝術成就均在班固的《漢書》之上，在漢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兩漢文的第四個板塊是應用文，應用文的范圍很廣，章、表、書、記、碑、誄等都包括在內。漢代的應用文起點很高，它已發(fā)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像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可以說是用血淚寫成的，今天讀來，仍然令人回腸蕩氣，嘆為觀止。

漢代寫碑文的以蔡邕最為有名，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云：“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蔽覀冎贿x了蔡邕的《郭有道碑文》一篇。東漢的“諛墓”之風頗為盛行，有錢的人家只要肯出高價，便可以對碑主大加美化，以至出現(xiàn)“生為盜跖，死為夷齊”的現(xiàn)象。蔡邕曾對人說：“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保ā逗鬂h書·郭太傳》）可見這篇碑文是比較真實的。

建安時代孔融和陳琳的應用文成就也是比較高的�？兹谟袃善�舉薦人物的文章，一是《論盛孝章書》，一是《薦禰衡表》，兩篇文章都是寫給曹操的，這說明他曾經對曹操抱有很大的希望。他的書信和章表曾受到李充《翰林論》和劉勰《文心雕龍·章表》篇的稱贊。我們只選了《論盛孝章書》一篇。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是一篇討伐曹操的檄文，它以先聲奪人之勢，歷數(shù)了曹操的種種罪狀，并連及曹操的父祖，申明討曹的目的是防止曹操篡權，以匡扶漢室。并號召各州郡起兵響應，在非常之時，建非常之功。文筆酣暢，氣勢若江河奔瀉，是檄文中的優(yōu)秀之作，對唐代駱賓王的《討武曌檄》有明顯的影響。

漢文的成就是相當高的，從唐宋的古文運動所宗法的文統(tǒng)來看，兩漢文是它們的主要宗法對象。

韓愈學古文是從三代而至兩漢，蘇軾是“將以追兩漢之馀，而漸復三代之故�！彼麄兌�人同樣在提倡古文，韓愈主張由三代而下至兩漢，蘇軾則主張先追兩漢，再逐漸地復三代之古，認為學習兩漢文更是當務之急。到了明代的“前后七子”便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了。這從一個方面說明兩漢文是古文發(fā)展的一個高峰，也是古文的始盛期。

東漢末的建安(196—220)時期，是一個社會大動亂的時期，也是“文學自覺”的開始，所謂“自覺”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就是在文學中發(fā)現(xiàn)自我、表現(xiàn)自我，這又與思想解放相聯(lián)系。這種新的風氣也自然會影響到文的創(chuàng)作，文的抒情性加強了，對文的藝術形式美也更加講究，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詩賦欲麗”，正是對文學作品提出的新的審美要求的表現(xiàn)。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的文章，文字都漸趨省凈、清麗，在賦的領域，這種變化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我們姑且以禰衡的《鸚鵡賦》和王粲的《登樓賦》為例，來看一看他們的賦有什么新的特點。

《鸚鵡賦》是詠物之作，但它意不在物，而是一篇托物言志之作。賦中所寫的“挺自然之奇質”、“體金精之妙質”、“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而識機”，以及“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等等，其詠物都帶有象喻性，是其恃才傲物的性格寫照。后文所寫的“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更是他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為一個個統(tǒng)治者所不容而流徙播遷的寫照，此賦可謂名為詠物實為詠懷。寫鳥又寫人，處處不離所寫之物而又不粘于物，詠物與抒情融化無跡，辭采華麗而又樸茂清新，是難得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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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的文以陶淵明的成就為最高，這與他的“質性自然”與恬淡的心境有關�！稓w去來兮辭》是其代表作。這是一篇陶淵明與官場決裂的宣言書，他率真地向讀者打開了他的心扉，他把對官場的認識，對人生真諦的思索，對做官與棄官歸田的原因，對前半生人生道路的反思與覺醒等等，都和盤托出。他的心態(tài)，他的精神境界，均在一篇《歸去來兮辭》中得到充分的表現(xiàn)。它在藝術上也有獨到之處，語言清麗、簡凈，自然而又有韻味，千百年來贏得許多人的稱贊。歐陽修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边@話說得雖然有點絕對，但這篇文章確實是晉文中的佼佼者。《桃花源記》是一篇閃耀著理想光輝的優(yōu)美散文，桃花源是作者理想中的天國，是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爾虞我詐，民風淳樸的一片凈土，它與污濁的官場和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是對立的，而且有深厚的思想淵源。它在藝術構思上頗為巧妙，奇中求真，引人入勝。且筆法疏淡，語言簡約，在時代文風漸趨駢偶的東晉，陶淵明獨能拔出流俗，采用純粹的散文體來寫作。他的《五柳先生傳》其語言風格也大體如此。而其《閑情賦》確是別具一格的文章，賦中描寫了一位令人日夜懸想的絕色佳人，作者幻想日夜與她相處，形影不離，甚至想變成各種器物，附著在這位美人身上。這完全是人們心目中的另一個陶淵明，其主題思想歷來就有不同的說法，為了避免穿鑿附會，我們比較傾向于愛情說。

南朝宋的文向駢體的發(fā)展又進了一步，劉勰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文心雕龍·明詩》）這雖然是針對詩歌而說的，也基本上適用于文，這時山水題材的文多了起來。我們所選的謝惠連的《雪賦》和謝莊的《月賦》，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雪賦》用賦的傳統(tǒng)的主客對話的形式，假托西漢的梁孝王在兔園賞雪，召來了枚乘，鄒陽、司馬相如三人一起詠雪，主客各借典故，刻畫雪景。司馬相如的一大段詠雪是賦的主體，寫雪景之美，瑰麗奇絕，極盡化工之妙。賦中又有枚乘的“積雪之歌”和“白雪之歌”，添加了攜佳人飲酒賞雪的藝術描寫，增強了賦的抒情成分。枚乘的亂曰，由賦景、抒情而轉向議論，贊美了雪的品格，將雪人格化。雪的隨物賦形、從風飄零、遇熱而融、遇染而變、無慮無營的特點，正是老莊隨遇而安、委運任化、恬淡自然思想的反映。這種結尾與當時山水詩的玄言尾巴有點相似。《月賦》也采用了“假主客以為辭”的傳統(tǒng)賦法，用曹植等四位文學家作為賦中人物，“先敘事，次詠景，次詠題，而終之以歌，從首至尾，全用《雪賦》之格。”（祝堯《古賦辨體》卷六）比起《雪賦》來，《月賦》的議論和玄言尾巴都不見了，它寫月之美，運用的是烘云托月之法，重在借月色抒情，抒寫出在深秋季節(jié)的寂寞月夜中，人們對月的感受。賦末的歌“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云云，又著上一層月夜懷人的凄楚氣氛。從《雪賦》到《月賦》，我們可以看出宋初賦的一些演進之跡�！堆┵x》和《月賦》在形式上已基本上可說是駢賦了。駢賦也稱俳賦、“四六賦”，它是漢賦（辭賦）的變體，在體式上的特點是重對偶，句式多為四字句和六字句，四六交錯使用而形成對偶，這就是所謂的“駢四儷六”。在用辭上講究辭藻綺麗，同時也講究聲韻的婉諧。讀之聲韻鏗鏘，朗朗上口。其后鮑照《蕪城賦》的出現(xiàn)，標志著駢賦的發(fā)展已臻于成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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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過一些有代表性作品的分析評價，粗略地勾勒出漢魏六朝文的發(fā)展演變及藝術成就。本書精選50家72篇，依叢書體例，文前撰有作家簡介，文后有詳細注釋，注〔1〕交代所用版本，并對文章稍加點評，希望對讀者的閱讀有所幫助。責編葛云波先生在本書修改過程中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并糾正了不少錯誤，在此謹表謝忱。書中不當之處，還請廣大讀者和海內外專家指正。

劉文忠

2002年12月初稿

2009年12月改定賈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