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20世紀中國文化一個無法繞開的存在，本書將魯迅形象的生成置于20世紀中國的語境中，在此基礎上考察魯迅形象的建構(gòu)與嬗變，在現(xiàn)代性的語境中審思魯迅形象的文化特質(zhì)與精神品格。同時，將魯迅這一精神資源介入國際思想的交鋒中，以此廓清魯迅思想的中國立場，開掘其中國智慧及人類性主題。在此基礎上，集中圍繞魯迅相關的理論問題展開理論分析，提出魯迅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可開掘的可能性命題。

陳國恩，文學博士，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聞一多研究會會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海峽兩岸梁實秋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項，教育部及其他省部級項目十余項。在《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及高校學報上發(fā)表論文300余篇，出版專著《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外文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與文化透視》等18部，主編博士原創(chuàng)學術論叢19種。成果多次獲浙江省、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

緒 論

第一章 “魯迅”形象的嬗變

第一節(jié) 從“五四”到新時期

第二節(jié) 從新啟蒙到世俗社會

第三節(jié) 消費時代的魯迅

第四節(jié) 形象嬗變的歷史意義

第二章 “魯迅”形象的建構(gòu)

第一節(jié) 上海時期魯迅形象的多維建構(gòu)

第二節(jié) 魯迅弟子關于“魯迅”的爭辯

第三節(jié) 年代文學史著中的魯迅

第四節(jié) 境外文學史著中的魯迅形象

第五節(jié) 堂吉訶德在中國與中國“堂吉訶德”

第六節(jié) 形象建構(gòu)的認知視野與文化闡釋

第七節(jié) 動態(tài)文化結(jié)構(gòu)中的建構(gòu)與反思

第三章 現(xiàn)代性視野中的魯迅

第一節(jié) 現(xiàn)代性的演進與魯迅形象

第二節(jié) “中國形象”重構(gòu)的文化機制

第三節(jié) 魯迅歷史敘事傳統(tǒng)的建構(gòu)與延展

第四節(jié) 魯迅作品中的流氓形象

第五節(jié) 《祝�！放c魯迅啟蒙觀的轉(zhuǎn)變

第六節(jié) 《野草》的焦慮與反抗哲學實踐

第七節(jié) 倫理革命困境與傳統(tǒng)文化綿延

第四章 魯迅的時空意識及文學表達

第一節(jié) 魯迅小說的時間意識

第二節(jié) “停滯中國”與魯迅小說的時間意識

第三節(jié) “鎖閉中國”與魯迅小說的空間隱喻

第四節(jié) 《長明燈》的空間形式與意義生成

第五節(jié) 散文詩《野草》的時間意識

第五章 魯迅形象建構(gòu)的幾個理論問題

第一節(jié) 魯迅研究的三種范式與當下的價值選擇

第二節(jié) 魯迅“世界人”概念構(gòu)成及其當代價值

第三節(jié) 兒童鏡像與魯迅“新人想象”的話語實踐

后 記

1927年10月3日，魯迅到達上海，從此開啟了人生歷程中又一嶄新階段。毫無疑問，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發(fā)達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是各種勢力展開爭奪的重要場域。誰控制了上海，在下一輪的實力角逐中必然獲得優(yōu)勝權(quán)。魯迅說：“我先到上海，無非想尋一點飯，但政、教兩界，我想不涉足，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許翻譯一點東西買賣罷。” “我在上海，大抵譯書，間或作文；毫不教書，我很想脫離教書生活。心也靜不下，上海情形，比北京復雜得多，攻擊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糟極了�！笨梢钥闯觯�魯迅相繼在北平、廈門、廣州經(jīng)歷了“煩心事”之后來到上海，本想過上一種“自由職業(yè)者” 的獨立生活。但是，在這一復雜的文化場域，魯迅并沒有體驗到都市生活的愜意，反而感到越加苦悶和不適。曾幾何時，魯迅對上海散發(fā)出來的過于濃厚的“商業(yè)氣”非常反感，想逃離出去而另選別地，但由于種種客觀原因，此計劃終于沒有付諸實施。他說：“海上文攤之狀極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相，實是第一次看見，倘使自己不是中國人，倒也有趣，這真是所謂Grotesque，眼福不淺也，但現(xiàn)在則頗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曬干之小衫，說是苦痛，并不然，然而說是沒有什么，又并不然也�！庇捎谏虾Ｔ谥袊�占據(jù)著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國共產(chǎn)黨及左翼、國民黨右翼、自由主義文人等都非常重視上海，上海成了他們擴大自身影響力的前沿陣地。

魯迅的最后十年，和這座“魔幻之城”形成了一種歷史性關聯(lián)。一方面，“上海為魯迅提供了中西交融、古今雜存的現(xiàn)實場所，為魯迅思考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參照，對魯迅的身份轉(zhuǎn)型、文化選擇、都市書寫和文化反抗產(chǎn)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同時，上海也把三十年代最為繁復、最為嚴峻的生存問題、思想、文化界涉及到的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并置在這個終身致力于反抗的‘精神界戰(zhàn)士’面前，挑戰(zhàn)了魯迅，激發(fā)了魯迅，也造就了魯迅。”另一方面，“魯迅將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留給了上海，上海成為他審視文化，審視人性最易觸及、最為切近的窗口，魯迅也將自己成熟而豐富的人生體驗和生命感悟夾雜在有關上海的鏡像描寫中，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極富創(chuàng)造性的城市文本，增加了上海描寫的風骨和質(zhì)感，使斑駁難辨物理意義上的上海具有了延展的意義。魯迅思想的維度也因三十年代的上海而更富有鋒芒，更富有痛擊丑惡現(xiàn)實的韌性和力量，并隨同鄉(xiāng)土中國的城市化、現(xiàn)代化完成一名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過渡和轉(zhuǎn)型的同構(gòu)過程�！彼�以，學術界往往把這個時期的魯迅稱為“上海魯迅”，也是有充分理由的。換句話說，魯迅與上海之間早已不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城與人”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提升和增值的關系。按照布爾迪厄?qū)Α百Y本”概念的有關理解，主要包括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等諸多形式，并且它們之間是可以相互轉(zhuǎn)化的，具有可通約性的特點。在上海這一“都市場域”之中，各種力量競相作用于魯迅，他們在相互博弈和斗爭的過程中，把魯迅作為一種特殊的“符號資本”來進行爭奪，并且企望此種“符號資本”能夠轉(zhuǎn)化為各種“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面對各種政治力量不同的價值訴求，魯迅給出了針對性的回應，彼此構(gòu)成了一個復雜的對話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