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喜愛或擅長什么藝術形式，那是由主客觀多種因素而決定的。我從十四歲寫雜文（《關于“反侮辱”》發(fā)表于1947年夏《武漢時報》）到現(xiàn)在，已有六十多年。我選中雜文最主要的原因是受了魯迅雜文的熏陶，當時我有個直覺，認為好的雜文有一種特殊的生命力，它可以“簡、淺、顯”、又可以“真、深、醇”，變化多端，奧妙無窮。魯迅所開拓的雜文領域，已經(jīng)讓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就像找對象，一下就找對了，于是從一而終。鞋對我合不合適，只有腳知道。我認為雜文時代沒有過去。魯迅筆法從未過時。
　　誰要聽信那位指導家說的“拋棄魯迅積習！”“1958年（即大躍進時期）新基調雜文空前活躍”的所謂理論，不僅作不好文、也做不好人。不信請看：被“新基調”指導出來的那些個蒼白、干枯、萎縮，卻抻著脖子作昂揚狀的受害者文章的那副慘狀就明白：這些左派先生連“十幾個人、七八條槍”也湊不齊了。當年，打擊丁玲、雪峰、徐懋庸的白紙黑字，能抹得掉嗎？八十年代貶損魯迅的陣陣喧囂，“新基調”能辭其咎嗎？需要指其名道其姓嗎？姑念你已無還手之力，免了吧。
　　自1979年以來，中國雜文漸趨繁榮，這是改革開放的需要。許多報刊雜志幾乎每天每期都要發(fā)表雜文，其中不乏優(yōu)秀之作，日積月累，蔚為大觀�！吨袊�雜文大觀》（牧惠編第四卷）就是明證。1992年春天的故事發(fā)生后，雜文又呈現(xiàn)復興之勢。我認為，雜文家的思維，不同于理論家、小說家和科學家，它要有：有激情的邏輯思維，有理論色彩的形象思維，有強烈時代感的靈感思維。特別是精神骨骼不能缺鈣。襲人搞不了雜文，晴雯如果提高文化，可以成為出色的雜文家。賈寶玉的“雜學旁搜”，是一條大路。同時還要像聶紺弩、柯靈、吳祖光那樣另揚專長。氣候好，寫雜文；時令惡，則回自己的根據(jù)地。
　　近幾十年，不論某些人怎樣一再向魯迅潑污水、魯迅的人格力量和他的雜文的生命力，已經(jīng)深深扎根于中國人的心中。二十至二十一世紀，讀者對雜文的喜愛，特別是魯迅著作的不脛而走堅挺不衰，如今《魯迅全集》已在中國大陸有三、四種版本，成為千家萬戶的家庭書架所必備，而且在臺灣出版，這些都充分說明：除非地球上沒有腐敗、專制、愚昧、陰謀、陷害、整人、殘暴、自私、欺詐、迷信、暗箭、吧兒狗和國際霸權……當然雜文也會歌頌，并且給人以愉悅和休閑。雜文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光彩照人。要拋棄魯迅嗎？人民首先會唾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