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神圣人與神圣家政：阿甘本政治哲學研究》是在我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也是我2010年至今相關研究工作的整合，由于配合當下漢語學界的發(fā)表節(jié)奏，本書的相關論述遠稱不上盡善盡美。而且，我在2015年之后的工作重心也重新由政治哲學轉回本來興趣更濃的文學理論和美學之中。2019年，初稿寫完以后，我寫了一個后記。但是，在隨后的格式修訂過程中，書稿的完成延宕到了2020年初。這期間，發(fā)生了一系列變故，尤其是一場尚在進行中的疫病，讓我發(fā)現(xiàn)這本小書好像還是說出了點什么。尤其是我初稿最后部分中的一段話，居然頗為應景。茲摘錄于下：

�？略凇栋踩�、領土與人口》中早已經(jīng)有所暗示：現(xiàn)代免疫學從屬于現(xiàn)代國家安全配置的一部分，盡管當代免疫學機理的作用域，已經(jīng)到達了分子層面，但是，在其發(fā)端之時，統(tǒng)計學和概率原則是其依賴的基礎工具，而權力控制免疫的方式，始終隱藏在“自然”的免疫效果產(chǎn)生之后——表面上，人們在疫苗接種后，“自然地”獲得了免疫力，而這一自然背后，仍然是國家權力依賴技術、實驗和計算所進行的干預和決斷。我們自發(fā)地獲得了免疫能力，但是，對免疫知識的反思性建構并不來自自然，而是來自權力。

當出身高貴的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出“群體免疫”（herd immunnity）這一說法時，我這一著作的學術價值雖然早已終結，卻映照了一點現(xiàn)實形勢，也不枉我做了一點微小的專業(yè)工作。所謂“群體免疫”，恰恰是現(xiàn)代主權以懸置自身運作的方式，將全體性的安全配置，轉化為以自由個體為中心的安全/危險博弈的關鍵實踐。某種程度上，阿甘本在統(tǒng)治與治理的關系上的觀點既正確，又錯誤。他發(fā)現(xiàn)了主權者對其運作的懸置，造成“例外狀態(tài)”這一政治事實，卻沒有發(fā)現(xiàn)，這種“例外狀態(tài)”可以和絕對的自由治理悖論式地結合在一起。不過，思想矛盾和真實矛盾之間，本來就存在一種張力。我們對理論家的先知式渴念和機械復制式的征用，往往導致盲信和沖動，這也是我一直以來所警惕之事。

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汪民安教授，他在生活和思想的平衡方面，一直是我的楷模。我深知我的這本書遠稱不上完美，完成的時間也早過了應該推出的時候。我希望能寫出更好的書來報答他的教誨和關心。

感謝我的博士后導師劉耘華教授和楊乃喬教授，他們對我的愛護和推重，使得我能夠進行學術工作，找到教職，完成博士論文的拓展和修訂工作。

在這些年的學習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學界前輩的支持和幫助。他/她們是羅崗教授、朱國華教授、丁耘教授、黃曉武研究員、戴阿寶研究員、張穎研究員、韓潮教授、朱振宇教授、陳雪虎教授、毛尖教授、周榮勝教授、王柏華教授、范勁教授、程凱研究員、蔡翔教授、張煉紅研究員，以及在各種同行評審場合對我指教的所有前輩，在此我衷心感謝他們。

我的朋友們使我的學術工作不再成為一行行參考文獻，而是一段段美好回憶，如果沒有他們，我都不知道乏味的知識生產(chǎn)在尼采所謂“小小的真理”之外，有什么意義。他們是雷思溫、李鵬、毛竹、李龑、何浩、金浪、符鵬、黃金城、賈忠賢、丘新巧、吳一萍、王健、何磊、龐紅蕊、郝強、郭峰、王小雨、朱軍、姚華、何明敏、毛杰、吳子楓、馮慶、林凌、林云柯、路程，以及各位其他朋友。

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在寫作期間和妻子產(chǎn)期的付出，感謝我的妻子夏婷婷博士對我的理解和寬容。姚希言先生讓我在理解大量生育和撫養(yǎng)知識的同時，終于知道生命政治對生命十分重要，卻不等于生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