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把實施憲法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憲法實施和監(jiān)督工作，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jiān)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規(guī)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guī)范性文件。在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基礎上，中共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強憲法實施和憲法監(jiān)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十九屆四中全會重申健全保證憲法實施的體制機制。合憲性審查的制度能力建設成為深化依法治國實踐的重要內容。
　　放眼國外，合憲性審查作為“法治國家大廈的拱頂石”，可以說是現(xiàn)代法治國的標配，主要呈現(xiàn)出三種模式：一是美國為代表的司法審查模式；二是德國為代表的憲法法院模式；三是法國為代表的憲法委員會模式。長期以來，學界研究域外合憲性審查集中于以上三種模式。域外法治發(fā)達國家的經驗固然具有一定意義，但是一旦放入發(fā)展中國家的特定語境，法治發(fā)達國家的理論與中國實踐之間還存在著較大差距。中國要建立有效的合憲性審查機制，只關注發(fā)達國家的主流模式是不夠的。
　　亨廷頓論述，肇端于1974年葡萄牙軍事政變的第三波民主化，開啟了罕見的大規(guī)模民主化浪潮，它先后席卷了南歐、拉丁美洲，涌人東亞、菲律賓、韓國，80年代末又登陸東歐各國，90年代之后蔓延至非洲。據2014年西方民主評估機構“自由之家”的統(tǒng)計，全世界已有122個國家跨入了“選舉民主”的門檻。同時，經歷政治轉型的各國都普遍建立或改革了憲法審查制度。有學者對全球195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統(tǒng)計表明，憲法審查制度的覆蓋率已經達到了89%。在西方看來，“第三波”這場民主化浪潮，憲法審查是其中的標配。
　　然而，另一方面，人們卻又不得不承認另一個嚴酷的現(xiàn)實，即在經歷過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或地區(qū)中，大范圍的民主“回潮”與“劣質民主”的出現(xiàn)也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劣質民主這個詞在不同立場者使用時，都有批評對方之意）。移植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在各自國家的具體環(huán)境中大多“水土不服”，其所收獲的“果實”多有“變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