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諸國以農立國，西洋諸國以商立國，故東方諸國常貧，西洋諸國常富”①，更鮮明地正面否定了農本商末思想�？傊�，日本在近代工業(yè)起步前后，由農本而重商的思想轉變已經取得長足進展，與同時的中國思想界相比，居于領先地位。
    再看中日思想轉變的底蘊之別。
    通觀中國近代工業(yè)起步時期王韜、鄭觀應、薛福成與馬建忠等人的相關言論，就會發(fā)現：他們談“重商”，基本上都是從對西方經濟狀況的敘述切入、主要是由抵御西方勢力入侵的需要引發(fā)。最典型的就是鄭觀應的說法：“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安得謂商務為末務哉？”②與這種情形相關聯，他們的重商，并沒有伴之以對中國傳統(tǒng)的農本商末思想的深入批判與清算。像當時有一定政治地位的薛福成與馬建忠，對農本商末思想，至多言其不適應當今與外國勢力相抗的時勢，而不曾從清除農本商末觀念對發(fā)展近代經濟的障礙這樣的角度，對之進行深入的思想批判。王韜曾斥責當時的農本商末鼓吹者并非真正關心農業(yè)生產，“徒知丈畝征賦、催科取租、縱悍吏以殃民、為農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無其實”③。這向來被認為是對農本商末思想實質的深刻批判。但筆者以為，他的鋒芒是指向農本商末鼓吹者的卑劣動機及由此而來的“農本”有名無實，實際上是一種道德批判，而不是對農本商末理念本身阻礙社會經濟發(fā)展所作的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