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文稿一旦變成鉛字，一旦成為一本裝幀得或粗糙或精美的書本，那它就是一個獨立的存在了。它將離你而去。它將行走于世間。它將開始它自己的宿命。它或被讀者供之于殿堂，視為經典， 視為對這個時代的一份備忘錄；或被讀者棄之于茅廁；或被垃圾處理廠重新化為紙漿，以期待新的人在上面書寫新的東西。凡此種種，那就看這本書它自己的命運了。

這時，于作者本人來說，倒是沒有太大的干系了。于是他成了一個旁觀者。他和這本書唯一的聯(lián)系是，那書本的額頭上，還頂著他卑微的名字。知道《一千零一夜》中的《漁夫和魔鬼的故事》嗎？漁夫打開鉛封的所羅門王的瓶子，于是一縷青煙騰起，魔鬼從瓶子里走出來，開始在世界上游蕩，開始在暗夜里敲打你的門扉。漁夫這時候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一手拿著空瓶子，一手捏著瓶子蓋兒，傻乎乎地看著他放出的魔鬼，橫行于世界。

此一刻，在這二十五卷本的《高建群全集》即將付梓出版之際，我感到我的已日漸衰老的身軀，便宛如那個已經被掏空的——或者換言之說——魔鬼已經離你而去的空瓶子一樣。此一刻，我是多么的虛弱而疲憊呀。

人生一場大夢，世事幾度秋涼。一想到這個名叫高建群的寫作者，在有限的人生歲月中，竟然寫出這么多的車載斗量的文字， 我就有些驚訝。一切都宛如一場夢魘！這是一筆一畫寫出來的呀！ 如果我不援筆寫出，它們將胎死腹中。但是很好，我把它們寫出來了，把它們落實到了紙上。

那每一本書的寫作過程，都是作者的一部精神受難史。

建于西安航空學院的高建群文學藝術館，要我給一進館的墻壁上寫一段話，于是我思忖了一個星期，最后選定將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中的一段話，寫在那上面。那么請允許我，也將這一段話寫在這里：

是什么東西迫使一個作家，從事這種莊嚴的但卻又是異常艱辛的勞動呢？首先是心靈的震撼，是良心的聲音。不允許一個寫作者在這塊土地上，像謊花一樣虛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心中的，那種龐雜的感情，慷慨地獻給人類。

謊花是一種雖然開放得十分艷麗，但是花落之后底部不會坐上果實的花。植物學上叫它“雄花”，民間則叫它“謊花”。

我們光榮的鄉(xiāng)賢，以大半輩子的人生履歷，馳騁于京華批評界，晚年則琴書卒歲，歸老北方的閻綱老先生說：

相形于當代其他作家，高建群是一個馬拉松式的長跑者， 他以六十年為一個單元，在自己的斗室里，像小孩子玩積木一樣，一磚一石地建筑著自己的藝術帝國。他有耐性，有定力。喧囂的世界在他面前，徒喚其何。

當我聽到閻老的這段話時，我在那一刻真的很感動。感動的原因是世界上還有人在關注著這個不善經營不懂交際的我。詩人殷夫說：“我在無數(shù)人的心靈中摸索，摸索到的是一顆顆冷酷的心！” 現(xiàn)在我知道了，長者們一直作為藝術良心站在那里，為當代中國文學保留著它最后的尊嚴。

“有些故事還沒講完那就算了吧！”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話，如果這個名叫《總序》的文字，需要拿出來單獨發(fā)表的話，建議用這句話作為標題。

我們這一代人行將老去，這場宴席將接待下一批饕餮客！人在吃完宴席后，要懂得把碗放下，是不是這樣？！

2020年10月11日早晨6點寫于西安

我建造了一座紀念碑

這本書首版時我三十九歲。如今這一次再版，我就要過六十二歲的生日了。唉，二十多年來我在成長、在經歷，這本書也在成長、在經歷。它刊出了二百多萬冊，它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它迄今為止還被認為是新時期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收獲。尤其是1993年5月20日北京《最后一個匈奴》座談會的召開，引發(fā)了中國文壇的“陜軍東征”現(xiàn)象。文學史是繞不開這一頁的。那是紙質讀物的最后輝煌。

我多次說過，作品一經出版，那么它便成為一個獨立物，它便有了它自己的命運，或榮或辱，那都是它自己的事情。作為原作者，他這時候唯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站在陽臺上，叼著一支煙， 帶著惡意的微笑，看著自己親手制造出來的魔鬼，夜半更深，去敲擊千家萬戶的門扉。

這本書最初由作家出版社首版。尊敬的朱珩青女士給我寫信說，能寫出《遙遠的白房子》這樣驚世駭俗的中篇的人，如果讓他寫長篇，會是一種怎樣的景象呢？這話給我以巨大的激勵。該書給作家出版社帶來了頗為豐厚的收益，這叫我覺得給朱老師有了一個交代。該小說繼而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再版，并由《十月》雜志和《長篇小說選刊》刊出。繼而，該書又以現(xiàn)當代長篇小說經典的面目，在長江文藝出版社行走了五年。如今它再回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也就是讀者朋友們所看到的這個2016年新版。

另外，為配合電視劇的播出，陜西人民出版社曾將《最后一個匈奴》《最后的民間》《最后的遠行》以“大西北三部曲”為名， 出過一個版本。再另外，臺灣聯(lián)合報前主編陳曉琳先生，主持我的七部長篇的出版，《最后一個匈奴》也位列其中。

中央電視臺將這部小說改編成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盤龍臥虎高山頂》，播出后頗獲好評。我的母親不識字，我都寫了一大堆書了，母親一個字也沒有看過。該電視劇播出時，母親端著個小凳， 坐在電視機前，臉上笑開了花。母親有心臟病，每年一冬一春，要住一回院，這年春上，光顧看電視劇，連住院的事都忘了。對于一個文人，一個讀書人、寫書人，這是生活給他的最高褒獎。

央視著名制片人、作家李功達對我說：如果不把高老師《最后一個匈奴》這部中國文學的紅色經典，變成一部電視劇，那是我們電視人的羞愧。他的話叫我感動。而在拍攝過程中，我看到自己作品那些虛構的人物，經過演員的二度創(chuàng)作，變成活生生的藝術形象。唯一叫人遺憾的，是名字的改變。播出前，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打來電話說，片名中最好不要出現(xiàn)“匈奴”這個字眼，接電話的我順便說出一句著名的陜北民歌歌詞，“盤龍臥虎高山頂”�，F(xiàn)在看來，名字的改變對收視率還是有一定影響的。謹贅言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