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思想繁榮、哲學昌盛的世界，古希臘以降，杰出的哲學家可謂群星璀璨。
　　這些哲學家的思想也各有所長，既有共同之點，也各具特色。而正是那些共同之點的存在使得我們可以對這些哲學家們進行相應的分類，如分成經(jīng)驗主義的或者理性主義的、有神論的或者無神論的，如此等等，甚至于可以進行更加的細分，如對“存在”這個詞的不同理解就可以構成一部貫通整個西方哲學史的著作。
　　簡言之，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理解西方哲學史，從而進行具有特色的歸納并且寫出相應的獨具特色的作品來。
　　本書正是從一個獨特視角去看西方哲學史。
　　這個獨特的視角是與中國相關的。
　　中華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向來被認為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從遙遠的古代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相距遙遠，我們在思想上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稀微，西方的哲學家們也甚少提及中華文明。據(jù)我的了解，最早提及中國的西方哲學大家是誕生于1561年，中世紀晚期的培根，他在其著作之中有幾次提到了中國。例如他在《新工具》中說，中國人不了解音樂學中關于諧音學的知識，中國的文字中也沒有字母，意指中國的文字是原始而簡陋的。
　　特別是在《新大西島》中，他對中國的批評可以說是毫不客氣。他說中國一直有一種古老的法律，就是不準外邦人人境，他認為這是一種“很壞的法律”，因為它“使中國人民成為古怪、愚昧、怯懦和蠢笨的民族”。
　　他還說，中國雖然限制外國人進入，但中國人自己卻可以隨意航行到各處， “這就說明他們限制外邦人人境的法律是一種怯懦和恐懼的表現(xiàn)”。
　　他甚至還說，在大西島上也像中國人埋藏陶器一樣在許多洞穴里埋藏各種各樣的陶器，不過大西島上的種類“比中國的陶器更多，形式更美”。
　　我們知道，中國的瓷器（我認為培根在這里實際上指的不是陶器而是瓷器）之精美舉世無雙，培根由于對中國懷有偏見，即使在編造出來的小說式的《新大西島》中也要說中國不行，就連中國人最擅長的瓷器都不行。
　　從這些就可以看出來，當時西人對于中華文化是相當缺少了解的，正因為缺少了解而對之抱著一種負面的甚至輕蔑的看法。抱持這種看法的西方哲學大家并不止培根一個，生于1770年的黑格爾同樣如此。例如他認為中國人是沒有自己的歷法的，而對作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核心與基礎的孔夫子的思想，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是這樣說的：
　　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里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nèi)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jù)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
　　顯然，黑格爾對中華文化是持著批判甚至蔑視的態(tài)度的。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這種蔑視與不了解從十六世紀一直延續(xù)到十八世紀，此后當然更是如此。因為黑格爾之后，中國更加落后于西方了，到十九世紀甚至淪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
　　然而，并非所有的西方哲學家對中國都抱持著這樣的態(tài)度，縱觀整個西方哲學史，可以說有三個“中國之友”，他們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對古老的中華文明懷著相當大的好奇心，也進行了相應的論述，并且整體而言都抱持著正面的態(tài)度，這三個人就是馬勒伯朗士、萊布尼茨與伏爾泰。
　　這三人可以說各有特點。
　　馬勒伯朗士對中華文明的整體并不理解，他只是基于朋友的請求，經(jīng)朋友轉(zhuǎn)述朱子理學之后，認為其與傳統(tǒng)的基督教思想并不相符，甚至整體來說是屬于無神論的，因此要加以批判。目的也是要中國人接受這種批判，好轉(zhuǎn)而跟從基督教的來華傳教士們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雖然如此，馬勒伯朗士對于理學的分析卻是所有西方大家中對中國哲學最為深刻而系統(tǒng)的比較性分析，是中西比較哲學的典范，直至今天都是最好的樣本之一。原因無他，因為馬勒伯朗士是唯一對中國哲學尤其是朱子理學作出過深入了解的西方哲學大家，雖然有不妥之處，但整體而言卻是正確的，指明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是無神的，是以道德而不是以神為基礎的。
　　萊布尼茨和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卻不是如此。首先他們針對的并非如馬勒伯朗士一樣只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理學，而是整體的中華文化，并且對這種文化有著崇高的敬意，例如萊布尼茨在《人類理智新論》中甚至稱中華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