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無論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文學語境中，還是在新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都是極具鮮明個性的存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孫犁的創(chuàng)作以小說為主。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副題為“白洋淀紀事之一”的《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登載，在革命文學整體渾厚豪放的創(chuàng)作背景下，小說詩化的追求，對戰(zhàn)爭年代里人性之善、人情之美的描寫，猶如一首清新優(yōu)美的抒情詩，在解放區(qū)大放異彩。之后結集為《荷花淀》出版，并陸續(xù)出版了《蘆花蕩》《囑咐》《采蒲臺》等短篇小說集。一九五六年，由于身體不適，之后又經歷“養(yǎng)病”十年、“動亂”十年，孫犁寫作逐漸減少，至七十年代后期又重新開始晚期寫作，而轉向散文方向，先后出版了《晚華集》《秀露集》《澹定集》等，此時孫犁的寫作風格已格外的沉郁淡泊，對人情事理有了更為深邃的理解，呈現出一種更為通達的氣象。

對于自己小說的創(chuàng)作，孫犁有著清楚的定位，“我的創(chuàng)作，從抗日戰(zhàn)爭開始，是我個人對這一偉大時代、神圣戰(zhàn)爭，所作的真實記錄。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進腳步，我的悲歡離合”。孫犁的抗日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描寫冀中白洋淀一帶水鄉(xiāng)農民的斗爭生活，比如《荷花淀》《蘆花蕩》《囑咐》等。另一類是描寫以冀中阜平為中心的山地兒女的斗爭生活，比如《光榮》《吳召兒》等。他的作品總體風格清新恬淡，有著強烈的地域色彩，在表現解放區(qū)人民艱苦斗爭的同時，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這與他對小說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雙重美學追求有很大的關系。

孫犁所追求的現實主義，是一種嚴格忠實于生活、忠實于作家自己的真情實感的現實主義，正像他所說的，“創(chuàng)作的命脈，在于真實。這指的是生活的真實，和作者思想意態(tài)的真實。這是現實主義的起碼之點”。但同時他又認為，“文學不要急急忙忙地、直接地反映文件上的政治、會議上的政治，而是要表現溶解于生活中的政治”。因此，在小說的主題和題材的選擇上，孫犁不刻意地追求史詩性的宏大敘事，不側重于表現某一具體的社會問題，也不過多地直接描寫戰(zhàn)爭、眼淚和死亡，而是選擇一些看似“細枝末節(jié)”卻是與大時代緊密相連的抗日軍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的平凡故事，來表現炮火硝煙中人民的美好情操、戰(zhàn)斗的豪情和勝利的喜悅。

通過這種表現方式，孫犁獨創(chuàng)了自己的人物體系。與其他作者強調的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他的小說中主要挑選了那些熱心抗戰(zhàn)、堅信抗戰(zhàn)正義和必勝的、對生活充滿熱愛和喜悅的底層民眾作為描寫對象，展現他們的健康樂觀以及堅毅英勇的優(yōu)秀品格。其中*突出的又是一批在殘酷斗爭中具有獻身精神，能吃苦、顧大局的農村青年女性形象。比如《“藏”》里的淺花、《光榮》里的秀梅、《吳召兒》里的吳召兒等都是這一類的代表。在對她們的描寫中，孫犁抓住人物思想性格中*主要、*特殊的部分，然后“強調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筆調寫它，使它鮮明起來，凸現出來，發(fā)射光亮，照人眼目”，而讓讀者“通過這樣一個鮮亮的環(huán)節(jié)，抓住整條環(huán)鏈，看到全面的生活”。比如《吳召兒》中所選擇的就是幾個瞬間：吳召兒在給“我”當向導的時候，穿上了一件紅棉襖；在爬神仙山的途中，穿著紅棉襖的吳召兒爬在*前面，像是在亂石中突然開出了一朵紅花；當敵人包圍了大山的時候，吳召兒截擊敵人時，把紅色的棉襖翻過來穿，登在亂石上跳躍，活像一只逃散的黑頭的小白山羊，那翻在里面的紅棉襖，還不斷被風吹卷，像從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作者通過對不同環(huán)境下吳召兒形象的描述，將她的外在美與內在美達到了完美的統一，一位聰明、熱情、勇敢的抗戰(zhàn)女性形象躍然紙上。

與之相匹配的是，在孫犁的小說中，并不十分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情節(jié)的曲折離奇，而是善于用散文化的抒情筆法靈活自如地穿插描寫、議論與抒情。比如《荷花淀》中白洋淀的詩意輕盈與女人們的勞動、水生夫妻的分別、緊張的戰(zhàn)斗場景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與此同時，他的語言雖從生活出發(fā)，清新質樸卻又不露痕跡地進行了藝術加工，將“通俗和優(yōu)美、簡練和細膩、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濃烈，和諧地統一在一起”，他將自己濃厚的感情蘊藉其中，景、物、人在他的筆下都生動活潑起來。他的這些詩化小說的追求，影響了四十年代“荷花淀派”文學流派的形成。

與此同時，作為散文家的孫犁是與作為小說家的孫犁并存的。新時期，孫犁將創(chuàng)作的重心由小說轉移到了散文，并成為散文創(chuàng)作的一名大家，與巴金一起被譽為“當代散文星空中的雙星”。

孫犁的散文，多取材于自己過去的經歷，雖題材瑣細，卻真誠親切，同時注入了當下的情感體驗，筆觸細致自然，又富有歷史的厚重感。比如《鄉(xiāng)里舊聞》《童年漫憶》就是以其童年的鄉(xiāng)村生活為素材，選取了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及故事片段，展現了中國北方農村的縮影；《亡人逸事》則是選取了亡妻生前的幾個生活小片段，筆端悠遠有淡淡的悲哀。

同時，晚年的孫犁潛心讀書，在散文創(chuàng)作中務求文字的簡潔樸實，而在內容上卻有著更為清醒的觀察和認知，言簡意賅，思想深邃�！对讫S瑣談》中對“妒、才、名、諛、諒、慎”等的理解，文字質樸平易，透露著作者寧靜沉潛的心態(tài)。

總之，孫犁屬于少有的能超越時間，既能對當時的文壇產生影響，又能與當代讀者對話的作者之一。而通過閱讀，我們能愈加理解孫犁作品的經典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