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別處

安德烈·布勒東比阿爾托大六個月，出生于諾曼底，在巴黎郊區(qū)長大，和阿爾托一樣，他對自己家族的資產(chǎn)階級志向感到惱火。但兩人的相似僅此而已。戰(zhàn)爭期間，阿爾托和布勒東處于精神病學譜系的兩端：阿爾托因為神經(jīng)紊亂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布勒東則在圣迪濟耶的精神病中心擔任助手，為士兵治療炮彈休克癥。正是這段經(jīng)歷讓布勒東的世界觀開始成形，他將自己的藝術傾向與對弗洛伊德非理性理論的興趣結合起來。

到1925年初，阿爾托已經(jīng)成為超現(xiàn)實主義團體的積極成員，他終于在那些像他一樣不愿或不能遵守社會習俗的藝術家中找到了創(chuàng)作的空間。即使在與超現(xiàn)實主義者痛苦決裂之后，阿爾托仍將超現(xiàn)實主義視為一種救助：

超現(xiàn)實主義來到我身邊的時候，生活已經(jīng)變得非常無聊，已經(jīng)把我打倒，瘋狂或死亡是我唯一的出路。超現(xiàn)實主義就是這種虛擬的希望，它是無形的，也許和其他任何東西一樣誘人，但它刺激你不由自主地去抓住最后一次機會，和任何能夠欺騙你心靈的幽靈搏斗。超現(xiàn)實主義并不能恢復我失去的本質(zhì)，但它教育我，不要再在思想活動中尋找不可能的穩(wěn)定，學會滿足于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幽靈。更重要的是，它給了這些幽靈一種感覺，一種無可爭辯的殘酷的生活，而且，事實上，我已經(jīng)重新學會再次相信我的思想。

布勒東和其他超現(xiàn)實主義者歡迎阿爾托的熱情參與，但發(fā)現(xiàn)他的個性神秘莫測。與阿爾托見面后不久，西蒙妮·布勒東就把阿爾托描述成一個“如浪潮般壯觀、如災難般令人感到痛快”的人。在布勒東看來：

沒有人比阿爾托更真誠地把他所有的巨大力量都投入超現(xiàn)實主義事業(yè)中。也許他與生活的沖突比我們其他人更激烈。盡管他當時很英俊，但他無論走到哪里，似乎都隨身帶著一種黑色小說（black novel）中的異樣風景，全都被光線照亮了。他怒不可遏，可以說，他對人類的任何制度都毫不留情，但有時以一聲大笑來結束，由此可以看出年輕人極端的虛張聲勢。盡管如此，這種憤怒有著驚人的感染力，對超現(xiàn)實主義有很深的影響。

阿爾托意識到超現(xiàn)實主義是他的救贖，并沉浸于該陣營對自己的接受，他在短時期內(nèi)也曾強烈地影響了超現(xiàn)實主義運動，他為《超現(xiàn)實主義革命》各期撰稿并主編了第三期；阿爾托獨特的視角似乎找到了歸宿，而在此之前他相信那是無法企及的。他為《超現(xiàn)實主義革命》第一期寫的文章集中在兩個具有個人意義的生存問題上：麻醉品和對個人存在的控制。在第二期中，阿爾托主張鴉片的合法化，并將鴉片的效用當作一種存在主義困境：在“人類絕望”被消除之前，鴉片必須隨時可用。

第三期《超現(xiàn)實主義革命》（1925年4月15日）的主題是“基督教時代的終結”；這一期代表了阿爾托對超現(xiàn)實主義影響的頂峰。和超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一樣，這些文章都是匿名或集體署名的（根據(jù)阿塔納西奧留下的筆記，這些文章大部分是阿爾托寫的，其中幾篇描寫了他對西方世界的幻想的日漸破滅和對神秘主義的追求）。阿爾托對東方宗教只是表面上熟悉，他的《致達賴喇嘛》呼吁啟蒙，用“一種我們的頭腦——被歐洲人污染了——可以理解的語言”。同樣，在對佛教徒的吁求中，阿爾托頌揚了他所理解的東方禁欲主義，并拒絕西方的物質(zhì)主義。

然而，盡管阿爾托對待超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但他的主管任期甚至沒超過兩個月。1925年4月20日，布勒東宣布機構將關閉；而不到一個月后，布勒東在自己家中重開該研究機構。怎么回事？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涉及阿爾托和布勒東之間的二元動態(tài)關系，這是一種既和諧又不相容的關系，充分說明了他們對超現(xiàn)實主義革命的投入。布勒東反對《超現(xiàn)實主義革命》第三期的基調(diào)，他被阿爾托對神秘主義的探索和阿爾托內(nèi)在的、自我放縱的革命立場所困擾。盡管布勒東宣稱厭惡理性和邏輯，但他對革命的理解是“思想的革命”，而阿爾托追求的則是一個混沌的宇宙，一個混亂的領域，在那里，可知的現(xiàn)實持續(xù)地倒轉(zhuǎn)為一個復雜的網(wǎng)絡，這個網(wǎng)絡由深奧的感覺構成，消除了任何熟悉或舒適的東西。

1925年，電影和戲劇角色的大門開始向阿爾托打開。盡管仍與超現(xiàn)實主義有關，但阿爾托對它的投入程度已經(jīng)降低；他與超現(xiàn)實主義陣營的關系最終在1926年11月破裂。

第七章  262 602

雅克·拉康是與阿爾托相遇的年輕精神病學家之一，他關于無意識、主體性和語義之間關系的革命性精神分析理論將精神病學置于后結構主義之中。據(jù)布林說，拉康曾向他吐露，“阿爾托良好的身體狀況會讓他活到八十多歲，但他絕望的精神狀態(tài)無疑會阻止他進行任何創(chuàng)作”。幾年后，阿爾托寫到拉康時說：“您關切一個精神錯亂者的良心，但與此同時，您卻用您惡心的性扼殺了它。”

1943年，阿爾托被從圣安妮轉(zhuǎn)移到維爾-埃弗拉爾的精神病院。被轉(zhuǎn)移幾個月后，阿爾托寫道，他抗議將他轉(zhuǎn)移的行為，因為他造成的麻煩，三名警衛(wèi)用腳踢他、掐他，使他動彈不得（而院長則命令警衛(wèi)“勒死他”）：“如果我沒有死于窒息，那是因為我喉嚨的肌肉無意識地收縮了�！�

阿爾托在維爾-埃弗拉爾的精神病院住了將近四年——從1939年2月27日到1943年2月10日。維爾-埃弗拉爾醫(yī)院始建于1868年，距巴黎約十公里（6英里），由私人療養(yǎng)院和公共收容所兩部分組成。之前的病人包括雕塑家卡米爾·克洛岱爾（Camille Claudel），她父親（保護她多年）去世后，她母親（從未來看過她）把她送到這里。由于療養(yǎng)院沒有足夠的資源，阿爾托最終被關進了精神病院。他的生活將由維爾-埃弗拉爾醫(yī)院的時鐘的單調(diào)節(jié)奏來安排，它提示著起床、吃飯和就寢時間，以及在庭院里漫無目的地散步的幾個小時，在這段時間里，被收容者內(nèi)心的痛苦逐漸緩和，他們進入自我實現(xiàn)的狀態(tài)。

不管警衛(wèi)和護士是用他的姓稱呼他，還是用大家熟悉的非正式代詞“你”稱呼他，或者更令人丟臉的情形，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制性地給他脫衣淋浴，維爾�舶８ダ瓲栣t(yī)院剝奪了阿爾托尚存的尊嚴和隱私權。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當他的過去失去意義或他逐漸陷入精神錯亂并日趨嚴重時，他對自己的新生活既說不上麻木，也非漠不關心。當有個護士在每月為被收容者放映的電影中看到了阿爾托而表示驚訝時，沒有參加放映的阿爾托回答說：“那是陳年舊事了�！�

話雖如此，阿爾托豐富的想象力，可能還有他入院前的名聲，使他與大多數(shù)其他被收容者不同，并引起了維爾�舶８ダ瓲栣t(yī)護人員的注意。從外表上看，維爾�舶８ダ瓲栣t(yī)院的內(nèi)科醫(yī)生萊昂·�？怂梗�Léon Fouks）與阿爾托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然而，在致�？怂沟男胖�，阿爾托措辭嚴厲，這也許反映了他的不穩(wěn)定性，也許反映了他對�？怂购敛谎陲椀那榫w。（例如，他指控�？怂古c其他醫(yī)生合謀殺害他，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混蛋�？怂�。你就是狗屎。狗屎，狗屎�？怂��！保┰诟？怂沟墓膭钕�，阿爾托寫了一篇“自傳”。阿爾托還是稱自己為安托尼奧·阿勞德或希臘語中的阿拉納普洛斯，他出生在士麥那；阿爾托精心編寫的傳記結合了他的希臘傳統(tǒng)、他自己的過去和大量的虛構成分（比如波斯、埃及和閃米特文明的學士學位，以及與一名土耳其女子的婚姻，婚后兩三年她便去世了）。

阿爾托對另類身份的建構是事實與虛構的混合物，這或許是他脫離現(xiàn)實的初步表現(xiàn)。然而，這也完全有可能是他故意混淆視聽，在面對一個預先確定他精神錯亂的心理健康系統(tǒng)的過程中，他一直盤算著如何保持對自己的一點控制能力。此外，阿爾托的受迫害情結是非常真實的；他想象著自己從墨西哥回來后，被一個邪惡集團——“發(fā)動者”——的陰謀詭計所害，這個邪惡集團通過他們的替身或“稻草人”代理者向他施咒。有時，他們的替身甚至直接影響到阿爾托的事務（例如，他提到的有安德烈·布勒東和杰奎琳·布勒東夫婦、波朗、薩爾瓦多·達利、施拉姆、巴爾蒂斯和拉康）；在其他情況下，他們控制著全球事件（希特勒、安東尼·艾登、約瑟夫·斯大林)。作為他們選擇的武器，“發(fā)動者”在確定的地點——如拉斯帕爾大街和蒙帕納斯大街的交叉路口、馬扎里納街、圣日耳曼德普雷街、植物園、榮軍院的空地——進行性交。只有阿爾托有足夠的手段來對付“發(fā)動者”，但為了找到圣帕特里克的手杖，并用它來擊敗“發(fā)動者”，他需要一種特殊的海洛因，即“海洛因B”來從毀滅意識的替身——“海洛因或左輪手槍”——中“重新發(fā)現(xiàn)世界的統(tǒng)一”。阿爾托對“發(fā)動者”的警告中融合了新舊錯覺；如果性是他們的工具，阿爾托會用海洛因來對付它。自從1934年以來，阿爾托就沒有給熱內(nèi)加·阿塔納西奧寫過信，1940年，他給她寫了幾封信，要求她提供海洛因，并懇求她“永遠保持純潔和貞潔”。只有安·曼森試圖把海洛因送給在維爾埃弗拉爾的阿爾托；阿爾托顯然不知道她來訪的原因，拒絕見她。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后，阿爾托目睹了包括�？怂乖趦�(nèi)的大部分醫(yī)護人員的服役，不禁感覺到即將發(fā)生巨大變化，他告訴護士：“對我來說，這不是戰(zhàn)爭，這是末日�！�1940年6月，維爾-埃弗拉爾的被收容者看到馬恩河畔納伊里的居民及法國士兵正逃離該地區(qū)，后面是迅速推進的德國軍隊。被收容者中出現(xiàn)了一種恐慌的狀態(tài)；許多人知道納粹在波蘭屠殺精神病人。1939年7月1日，阿爾托寫信給維爾埃弗拉爾醫(yī)院的內(nèi)科醫(yī)生巴拉說：“對我來說，您不過是女人褲襠里的一坨屎�！比欢�，十一個多月后，納粹攻入法國，維爾埃弗拉爾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更加荒蕪、更有被遺棄的感覺，阿爾托害怕地問巴拉：“我們會被殺嗎？”對阿爾托和維爾-埃弗拉爾的許多病人來說，現(xiàn)實戰(zhàn)勝了譫妄，焦慮催生了理智。

盡管納粹只對維爾-埃弗拉爾進行了粗略的搜查，沒有殺害任何病人，但納粹對精神病患者的政策顯然使法國占領區(qū)（包括馬恩河畔納伊里）的精神病院的生活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