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類族辨物：“民族”與“族群”概念之中西對話》體現了著作者在科學研究實踐中長期關注的某一專業(yè)方向或研究主題，歷時動態(tài)地展現了著作者在這一專題中不斷深化的研究路徑和學術心得，從中不難體味治學道路之銖積寸累、循序漸進、與時俱進、未有窮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學問有道之修養(yǎng)理論、注重實證、堅持真理、服務社會的學者責任。

　　郝時遠，1952年8月出生，內蒙古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享有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等榮譽，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學部主席團秘書長、社會政法學部主任，兼任中國民族學會會長、中國世界民族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會長等。學術專長為民族理論、國內外民族問題、民族歷史。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國內外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中國民族史、臺灣原住民、西藏事務等方面均發(fā)表過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新近著述《中國共產黨怎樣解決民族問題》（2011）、《臺灣民族問題：從“番”到“原住民”》（2012）等。

自序
先秦文獻中的“族”與“族類”觀
中文“民族”一詞源流考辨
近代中國的民族觀與中華民族
從希臘語“民族”到英語“族群”
西方社會裂變中的“認同群體”與“族群”
美國等西方國家“族群”概念的實證分析
對西方學界“族群”概念釋義的辨析
蘇聯——俄羅斯民族學理論中的“民族”
中文語境中的“族群”及其應用之泛化
臺灣的“族群”與“族群政治”析論
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及其在蘇聯的實踐
中華民族的建構與偉大復興

　　作為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地域條件，是人類群體形式發(fā)展進化的基礎。在氏族社會階段，各氏族相對固定的采集、狩獵范圍，隨著部落的形成而不斷擴大。而親屬部落、征服者部落的聯盟，又使其共同的領地在兼并、擴張中發(fā)展，這種伴隨著階級社會發(fā)展的過程最終使“各個部落領土溶合為一個民族（Volk）的共同領土”也成為必要的了。國家正是在此基礎上出現的，幾乎與國家共生的民族也隨著國家形式的演變被逐步塑造起來，無論是希臘城邦國家對不同部落進行的“系統(tǒng)的圖式處理”而使“它們與后來聯合為城邦的相應的政治群體完全一致”，成為一個ethnos（民族）；還是羅馬帝國在摧毀古代血族團體和賦予臣民缺乏民族性的“羅馬人”身份的同時，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使各行省成為摧毀羅馬的力量，致使“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到處都已具備”。語言界限和自然疆界所決定的地域范圍，無疑是推動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礎。
　　人類共同體最基本的共同生活內容是經濟生活。斯大林的論述是，在這個共同地域中“還需要有內部的經濟聯系來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結合為一個整體”。他以格魯吉亞為例指出：過去格魯吉亞人雖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著同一語言，但是卻被分割為許多彼此隔離的公國，為此而相互混戰(zhàn)或為外部勢力利用，即便偶爾統(tǒng)一也因王侯跋扈和農民漠視而分崩離析，所以并未形成民族。直到19世紀下半葉農奴制度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經濟開始發(fā)展以及交通狀況的改變，格魯吉亞內部各地區(qū)之間出現了經濟生活的分工，才開始成為民族。所有度過了封建階段并發(fā)展了資本主義的民族都是如此。由此，斯大林提出了民族定義的第三個要素：
　　“總之，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聯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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