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和房屋作為一種財產成為課稅對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埃及、巴比倫和中國的夏商時期，不過那時的財產稅主要是針對占有的土地面積以及土地上的農業(yè)產出。本書中所探討的房地產稅為現代意義上的房地產稅。由于受到歐美發(fā)達國家的影響，這種房地產稅具有以下特征：（1）稅基較寬，絕大多數房產和土地都需繳納；（2）實行從價稅，按照房地產市場價值的一定比例征稅；（3）收入彈性低，在經濟繁榮時期增長幅度低于平均經濟增長幅度，在經濟衰退時期減少幅度也低于平均經濟縮減程度；（4）屬于一種地方稅，是基層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5）屬于一種受益稅，主要用途為基礎教育、公共安全、轄區(qū)道路等公共服務，繳納稅款的納稅人是享受相應公共服務的人；（6）收支通過直接民主機制實現，較為公開透明（侯一麟等，2014）�？梢哉f，這一房地產稅改革的提出寄托了完善稅收體制、增強基層財政自治、提高公共服務提供效率、改善政府治理等諸多理想，但同時也受到了調節(jié)房價、改善收入分配等過多目標的干擾，使得房地產稅的改革始終處于爭論的風口浪尖。
　　房地產稅改革在中國面臨的阻力是來自多方面的，納稅人擔心稅負增加，地方政府并不積極，稅務機關也不情愿開征。作為直接稅，納稅人對于房地產稅的征收往往是抵觸的，即使在美國也發(fā)生過抗稅事件；從簡單的收入測算來看，如果按照房地產評估價值的30%計稅，人均25平方米設定免征額，全國住宅房地產稅收入最高才能達到1859億元；如果按照人均60平方米設定免征額，全國住宅房地產稅收入最低僅為580億元，難以滿足支出職能已經膨脹的地方政府需要；我國的稅務機關缺少征收直接稅的經驗，房地產稅的征管成本也將高于其他稅種。
　　那么，中國能否建立現代房地產稅制度并且對基層政府治理起到改善作用？能否打破房地產泡沫甚至引發(fā)社會動蕩？很多學者已經從各個層面進行了探討。由于這些問題的解答過于復雜，鑒于本人有限的能力，盡力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嘗試：
　　第一，對于所謂“國際經驗”的借鑒。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英美國家比較成功的房地產稅經驗是經常被提起的范本。但是英美國家和我國在經濟發(fā)展、社會制度、歷史淵源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是不容忽視的，中國能否完全借鑒這些經驗還值得探討。實際上，房地產稅的實踐也遠不止英美國家一類。這里，本書將國外房地產稅制度的發(fā)展至少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在英式的財產稅基礎上直接移植發(fā)展起來的，大多曾經在19世紀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包括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中國香港等。它們是以英國的財產稅為原型，土地和房屋合并征稅，以評估價值作為稅基，實行比例稅率，房地產稅作為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主要遵循著“量人為出”的原則，但是有成功也有失敗。二是與亨利-喬治提出的“單一土地稅”理論有關，影響到了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以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等，按照“漲價歸公”的理念，這些國家要么只對土地征收單一的土地稅，要么對土地和房屋分別征稅的時候通過區(qū)別稅率，強調對于土地或房屋增值中來源于政府公共投入的部分進行征稅。三是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它們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遵循著自身對房地產的征稅方式，但是近代以來受到西方制度的沖擊，它們引進了一些西方的征稅方式，但又無法完全取代過去的制度，房地產稅除了作為基層政府的收入，還發(fā)揮著流轉稅或者資本稅的功能，制度設計中希望通過房地產稅調控房地產市場，稅制變動也較大。四是包括俄羅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轉型國家，它們的房地產稅制度改革伴隨著土地的私有化和經濟上的市場化改革，在房地產稅改革進程上也具有較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