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綱目》是大儒朱熹攜弟子趙師淵在《資治通鑒》的基礎上,參考其他權威史書,更正《資治通鑒》的謬誤,補充其缺漏,刪繁就簡,將原二百九十四卷的內容,縮編成五十九卷的精華,講述了自戰(zhàn)國至五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的華夏歷史。在體例上,開創(chuàng)全新史書綱目體,綱舉目張,綱利于快速瀏覽,目可以對同一歷史事件深挖其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在史實的基礎上,編撰者更將史學大家歐陽修、胡安國、范仲淹、楊時等的點評對具體史實的點評隨文附后,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歷史的本質。此次簡體橫排本,又增加了原書中未收的清圣祖康熙諸多御批點評。明憲宗朱見深在《綱目》成化內府刊刻本序言中寫道:是書誠足以繼先圣之《春秋》,為后人之軌范。
在我國古代社會里,幾乎人人都要學習歷史,閱讀歷史,而《通鑒綱目》正好就成為比較合適的一部歷史好教材。特別是那些尚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士人,更成為他們科舉考試的之書。凡此種種,正是宋元以來社會上所以會產生《綱目》熱的原因之所在。
大眾歡迎《 通鑒綱目》, 關鍵在于簡明與通俗, 特別是提綱挈領, 大的事件可以做到一目了然,這對于那些需要了解歷史的人自然方便得多了, 特別是適合于士人的科舉考試。正如朱熹所說: 此書無他法, 欲其綱謹嚴而無脫落, 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 。尤其是全書卷帙不大, 僅 59 卷, 為《 通鑒》的五分之一, 這自然就適合廣大民眾的需求, 加之統(tǒng)治者又大力提倡, 因此, 問世以后很快得以廣泛流傳。
此次簡體橫排本即依據成化內府刊刻本為底本,參考溫陵初刻本、清摛藻堂刻本《御批通鑒綱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朱子全書》等資料進行校點。在內容上,除了延續(xù)古籍的大書提要、分注備言的排版方式,為了更好地服務廣大的非專業(yè)讀者,還增補了近4萬條白話文注釋,重點針對地名、官名、難解字詞進行解釋說明。為方便讀者使用,又增加了干支、皇帝、公元紀年的快速檢索表,地名、官名注釋的索引等。
在我國古代社會里,幾乎人人都要學習歷史,閱讀歷史,而《通鑒綱目》正好就成為比較合適的一部歷史好教材。特別是那些尚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士人,更成為他們科舉考試的之書。凡此種種,正是宋元以來社會上所以會產生《綱目》熱的原因之所在。
大儒朱熹攜弟子趙師淵歷時二十余年精心編撰
以《資治通鑒》為藍本,結合其他權威史書編撰,篇幅更簡潔,史料更全面
為非專業(yè)讀者量身定制,閱讀更方便,省時省力
開創(chuàng)史書綱目體的中國通史
綱舉目張,綱可迅速瀏覽,目能深入了解來龍去脈,隨心閱讀
明憲宗朱見深作序推薦,清圣祖康熙御批
隨文附司馬光、歐陽修、胡安國、楊時、范祖禹等數十位名家史評
助您更深入理解歷史本質
專業(yè)古籍整理團隊以權威底本精心點校,用心注解,歷時五年多方得完成
簡體橫排,配以白話文注解近4萬條,官名、地名注解單獨編制索引
按干支、皇帝、公元紀年均可迅速查找具體內容
出版說明
編年體通史巨著《資治通鑒》,以深邃的歷史眼光,記錄了上起戰(zhàn)國、下至宋朝建立之前,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發(fā)展的軌跡,展示了其間曾經出現(xiàn)的諸多王朝興衰交替的歷史,揭示了其中蘊含的歷史規(guī)律,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鑒》雖好,但皇皇兩百九十四卷,堪稱卷帙浩繁,要完全讀完,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所以真正能通讀的人少之又少。另外,《資治通鑒》遵照時間線記事,事件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和脈絡被打亂,閱讀起來缺少連貫性,略顯雜亂無章。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資治通鑒》主要編撰者司馬光也進行了各種新的嘗試,比如編寫《目錄》《舉要歷》等,另有史學家胡安國也曾根據司馬光《舉要歷》編輯《舉要補遺》等。在此之后,一代大儒朱熹,更是在門人趙師淵的協(xié)助下,以前人成果為基礎,將《資治通鑒》重新編輯成了一套全新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綱目》(以下簡稱《綱目》)。
在朱熹、趙師淵等的努力下,《綱目》在《資治通鑒》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性地為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表述形式,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綱目》刪繁就簡,撮其精要,恰如其分地將《資治通鑒》從二百九十四卷縮編為五十九卷,僅為原書的五分之一。這五十九卷的縮編,極大地方便了使用者,使他們能夠借助編選者的思路,在更短的時間,更快、更好地窺得歷史的門徑。
其二,《綱目》有綱有目,綱可以幫助使用者理清歷史脈絡,迅速瀏覽,了解歷史的大略;而目 打破了《資治通鑒》嚴格遵循編年的記事方式,對同一歷史事件深挖其前因后果、來龍去脈,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通過目,使用者有條件對感興趣的部分重點閱讀,更立體地認識歷史事件,避免因為了了解同一歷史事件,在不同的時間線里前后翻閱,耽誤時間,卻往往不能得其要領。這樣綱張目舉的特點,可以為使用者提供個性化的閱讀選擇,為后世不斷研究、學習和借鑒。
其三,在《資治通鑒》的基礎上,《綱目》還增補了部分史實,并且改正了其中記載不當之處,并不是全部節(jié)錄《資治通鑒》。同樣一個史實,考慮敘事的準確性、全面性,《綱目》可能選擇《資治通鑒》的表述,也可能選擇《竹書紀年》《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史書的表述。而這樣的選擇,體現(xiàn)了朱熹等編撰者的廣識博覽,高屋建瓴。
其四,為了幫助初學者理解歷史事件,《綱目》在《資治通鑒》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多的前輩史學家點評,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于其間云,為初學者提供了更全、更新的理解視角。
《綱目》的問世,得到了官方和士人的普遍歡迎。南宋大儒真德秀曾言:昔嘗讀朱文公《通鑒綱目》,嘆其義理之精密。蓋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在《通鑒答問》中寫道:朱子《綱目》所補有功于《通鑒》。明憲宗朱見深更是推崇備至,認為是書誠足以繼先圣之《春秋》,為后人之軌范,不可不廣其傳也。因命繕錄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諸梓以傳。集舉國之力審定《綱目》,并為審定之后的定本親自作序。清圣祖康熙亦鐘愛《綱目》,不光逐篇研讀,更在有感處親自御批。清高宗乾隆也曾作詩贊曰:涑水創(chuàng)為開義例,紫陽述訂益精微。直傳一貫天人學,兼揭千秋興廢機。
民間歡迎《綱目》,關鍵在于簡明與通俗,特別是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簡明扼要,明白易懂,大的事件可以做到一目了然,這對于那些需要了解歷史的人自然方便得多了。正如朱熹自己所說: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尤其是全書僅為《通鑒》的五分之一,自然更適合廣大民眾的需求,加之統(tǒng)治者又大力提倡,因此,問世以后很快得以廣泛流傳。
在我國古代社會里,從啟蒙教育開始,就是通過讀史來求得各種知識和倫理道德,乃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大道理。所以近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在《尊史》中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因此,幾乎人人都要學習歷史,閱讀歷史,而《通鑒綱目》充分考慮了這些非專業(yè)史學研究者的閱讀需求,權威大師擔綱編撰,有綱有目,既能快速瀏覽,又能深入細讀,正好就成為了比較合適的一部歷史教材。特別是那些尚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士人,更成為他們科舉考試的之書。凡此種種,正是宋、元、明、清以來社會上產生《綱目》熱的原因之所在。不夸張地說,《綱目》在推進史學走向社會、走向通俗化道路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綱目》誕生之后,雖然它初是依附《資治通鑒》而產生的,但讀《綱目》的人,要遠遠超過讀《資治通鑒》本身的人。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綱目》都是研讀者廣泛的史學著作,沒有之一。而對《綱目》的研究,在宋代之后的很長時間,更成為史學界的顯學。一大批諸如《考證》《考異》《發(fā)明》《集覽》以及續(xù)作等等層出不窮,在讀書人中形成了深遠的影響。
當然,在大眾中的《綱目》熱背后,也少不了史學界的討論和爭議。但這些爭議,和本書的可讀性、普及性、專業(yè)性并不沖突。如果我們把它定位為一套普及性史學著作,這套書既具有學術的嚴謹性,又具備很強的普及性,在史學走向大眾的道路上,是開創(chuàng)性的,完全可以視為學術大師編寫、真正為非專業(yè)使用者量身定制的史學巨著。
作為理學大師朱熹的史學作品,《綱目》的史學義理化傾向正是被廣泛討論的爭議。朱熹是理學大師,他的身份,以及其思想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我們很難否定《綱目》中的理學痕跡,這主要體現(xiàn)在了縮編時材料的選擇上。但這些痕跡,是否達到扭曲史實、削足適履的程度,卻未必見得。比如典型的爭論點,對于三國記事的系年,《資治通鑒》以魏系年,而《綱目》改以蜀漢系年,而這一改變,成為《綱目》罔顧事實、宣揚正統(tǒng)觀念的核心證據。我們在深入研讀《綱目》的相關內容之后發(fā)現(xiàn),對三國的具體敘事,朱熹依然是秉承著不因私意而對歷史任意增刪的觀點。在蜀漢劉備稱帝這一條目下,也記載了《資治通鑒》原來對系年方式的觀點:
司馬公曰: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方伯連帥,能率其屬以尊天子,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于是正、閏之論興矣。及三國、五胡、南北之亂,各有國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偏辭,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tǒng),其后子孫雖微弱、播遷,然猶承祖宗之業(yè),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猶得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于天下離析,本非君臣,則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后。據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后,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稱吳王恪后無異,故不敢以后漢、東晉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tǒng)也。
雖然《綱目》與《資治通鑒》觀點不同,采用蜀漢系年,但也并未地是此而非彼,而是同樣列舉司馬光的觀點,供讀者兩擇之。正如司馬光所講:據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反過來說,《綱目》用蜀漢系年,同樣可以解釋為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而以魏系年的《資治通鑒》,并非否定以正統(tǒng)為尊,而是源于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后,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稱吳王恪后無異,故不敢以后漢、東晉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tǒng)也。因此,在宣揚正統(tǒng)這一觀點上,《資治通鑒》和《綱目》并無二致,只是在是否承認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后這一方面,存在不同。
在今天全民讀歷史的大潮下,《綱目》以其普及性、方便性、權威性,非常值得向廣大讀者推介,因此我們才有了編輯這套簡體橫排注釋本《綱目》的想法。
在校點底本的選擇上,本書以明憲宗朱見深集全國之力審定、成化年間內府刊刻本為底本,參考溫陵初刻本、清摛藻堂刻本《御批通鑒綱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朱子全書》等資料進行校點。我們除了完整地簡體重現(xiàn)《綱目》的原文、并進行現(xiàn)代化標點之外,我們還在以下方面做出了更適合今天讀者的增補:
其一,增補數萬條白話文注釋。作為一部通史巨著,跨越時代長達千年,如果不借助注解,完全通讀并不容易。再加上為了配合《綱目》普及性的特點,考慮到非專業(yè)研究者的閱讀需要,我們注釋的范圍也進一步擴大,因此注釋的數量是非常龐大的,全書多達近四萬條。這些注釋所涉及的范圍,主要有地名、官名、難解字詞等。柏楊先生在《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的序言中提到:翻譯上的困難集中在三點:一是地名,中國人是世界上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歷代官職名稱,奇異怪誕,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時間,年不寫年,而寫雍攝提格,日不寫日,而寫甲乙子丑。而這也同樣適用于白話文注釋。具體到《綱目》這本書,年用天干地支和皇帝紀年,但其可以和公元紀年一一對應,只需在每一年備注上對應的公元紀年,不熟悉干支紀年和皇帝紀年的讀者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而月、日,在《綱目》中很少涉及,不必花大量的篇幅去處理。時間的問題相對好解決,而剩下的兩個問題,地名和官名,就成為我們白話文注釋的重點。我們的原則是能注盡注,廣泛地借助前人的著作和資料,力圖讓讀者更準確地掌握。除此之外,一些難懂的字詞,特別是和今天的常用詞寫法一樣、意思卻完全不同的字詞,是我們注釋的另外一個重點。比如事情根據畫室動作茂盛等等,在古代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另外,古代的地名也有很多和今天名字一樣,但所指截然不同的,比如徐州、南陽、昆明、北海、 江南等;也有在不同歷史時期,同一個名稱,所指是完全不同的地方。這些在我們的白話文注釋中都進行了詳盡的說明。
其二,增加檢索功能。在編年方面,本書在冊前面,按照公元紀年、天干地支紀年、皇帝紀年等的對照,標明了其所在的具體冊數、頁數,可以迅速查找每一年的具體內容。在地名和官名方面,由于同一個地名和官名經常重復出現(xiàn),我們不可能在每個地方都做注釋,為了方便查找,我們在全書后的附錄里,按照音序排列,將注釋中所提報的地名、官名完整地編制了索引。如該處沒有該地名、官名的注釋,而你又需要了解,便可以借助附錄中地名、官名的音序索引,查找到該地名或官名所在的注釋位置。
其三,增加清圣祖康熙對具體時間的評述。康熙皇帝曾經系統(tǒng)地研讀過并御批過《綱目》,其和學院派史學家完全不同的視角,讓人耳目一新,惜乎出現(xiàn)較晚,除后期個別版本外,多未收入。在此次簡體橫排本中,我們將《御批通鑒綱目》中康熙所寫的《綱目》點評附到具體的事件之后,以饗讀者。
在簡體排版上,我們延續(xù)了原書的大書提要、分注備言的原則,但根據簡體橫排的特點,略作變通。宋體大字提要,仿宋小字分注備言。注釋采用腳注,方便查找。在簡體字的處理上,本書異體字改用通行字(專名不改),通假字不改。書中所用人名,能確定為同一人名不同寫法的,用常用名進行統(tǒng)一。
書中有疑問之處,如在其他史料和資料能確證為錯漏的,本次簡體版校對予以更正,其他疑問之處無法確切考證的,均照原書錄入。
本書卷帙浩繁,編者能力所限,難免有工作不到位之處。煩請諸位方家能在研讀本書之余不吝賜教,幫助我們提高,為本書進一步添彩。
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