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晚期，我在擔任密歇根大學社會轉型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 CSST)首任主任時，萌發(fā)了寫作此書的念頭。該中心由大學資助，旨在試驗跨學科研究。一批卓越又求真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定期在此聚會，討論關于理論和方法的問題。我們的討論充滿張力和吸引力，分散在午餐時間、派對和無數走廊研討會里。這三個學科的學者有很多共同關心的問題，并能相互學習，這無疑暗合了中心發(fā)起者的預期，但不同學科的學者之間的分野同樣清晰，不同領域之間的分歧顯著，時常有激烈爭論。

寫作這本書的念頭，在這些激動人心的跨學科討論里漸漸成形。彼時，我同時任職于歷史學系和社會學系，并在研讀人類學的著作，經年累月混跡于人類學家之中。自那時起，我確信，糅合出一門兼具歷史學家對社會時間性(social temporality)的敏銳觸覺、人類學家對文化的權力和復雜性的肯認，以及社會學家對嚴密解釋的責任感的社會科學，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在討論中堅持強調，我們肯定所有社會形式都具有根本的歷史真實性(historicity)。我同樣確信，理解社會時間性的運作，對研究當下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而言，和對研究過去的歷史學家而言同樣重要。我認為，像文化和結構這樣的核心理論范疇，需要被重新界定，從而能夠直面歷史轉型這一不可抗拒的事實。這本歷時多年而成的書，致力于將有關歷史轉型的問題意識放入社會理論的概念性詞匯中進行解讀。

1991年，我同時受聘于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系和歷史學系，以一名參與式觀察者的身份，拓展了有關第四社會科學學科(a fourth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所謂第四社會科學學科即歷史學。美國大學階段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編號，歷史學排在第四，故有此稱。譯者注的研究體會。那時，我已完成三篇將要被收入本書的論文，另幾篇也在構思之中。但忙碌的當代學術生活讓我很難得閑坐定下來寫完全書。取而代之的是，我利用了受邀在各地發(fā)表論文或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寫成一篇篇文章。所以，這些論文散見于不同的期刊和論文集。除卻它們各自的歷史不論，書中文章都是為本書而寫，唯有第九章經過了較大的改動來配合本書的主旨。我希望過去曾經讀過這些文章早期版本的讀者能發(fā)現，把這些文章放在一起讀，可以加深對單篇的理解。

學術似乎被圈外人看成是一種孤獨的職業(yè)，但圈中人深諳這種職業(yè)是極具社交性的。我們的理念，源于知識共同體的疑惑、問題和偏見交織而成的社會性網絡，并在無盡的探討和論辯中提升。對這本意在構筑不同學術專業(yè)之間對話的書來說，這一粗略的觀察尤為緊要。我在這本書里提出問題的能力以及解答問題的自信，靠的是我在過去四十年里和幾個不同城市的學者針對相似問題的跨學科對話，這些對話尤其在一系列或多或少有組織的討論小組里保留至今。雖說討論小組的形式、焦點和所在機構各不相同，但都讓我得以探索作為研究個體無法觸及的廣泛話題和思考，并且討論起來無拘無束、直擊要害又互相尊重。正是在討論小組里，我對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認識得以被激發(fā)、試驗、批判和重組，但愿還能有所提高。我認為，書中的論點是我多年來和許多身邊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完成的。我要把這本書獻給諸位同仁，以及讓我們展開對話的討論小組。

學術研究同樣離不開物質支持。本書寫作期間，我獲得了約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會(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資助，并在位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ural Sciences)和位于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度過了為期一年的、令人愉快的學術休假。前者得到了國家科學基金(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基金編號BNS��870064)支持，后者得到了國家人文研究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支持。我也獲得了密歇根大學、芝加哥大學還有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社會項目(the Successful Societies Program for 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提供的慷慨資助。

我還要感謝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戴維·布倫特(David Brent)，他純熟的職業(yè)技能指導了本書的出版。出版社的兩位審稿人米謝勒·拉蒙(Michèle Lamont)和基思·貝克(Keith Baker)，都對原稿提出了有價值和中肯的建議。簡·戈爾茨坦(Jan Goldstein)愛的陪伴，貫穿了本書寫作和刪改的后兩年，她激發(fā)了我的寫作靈感，也提供了有益的建議。她總是放下自己的寫作，聆聽我的新想法，或是閱讀我的新章節(jié)。希望我們能在彼此的陪伴下，完成更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