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觀初年，徽宗趙估鑒于太宗時所摹刻的《淳化秘合法帖》（簡稱《淳化閣帖》或稱《閣帖》）年久板裂不可復揭，又因《閣帖》的編次、勾摹都有不少謬誤，因此在大觀三年（1109年），詔依《淳化閣帖》重為摹刻，并出御府所藏墨跡，更定部分次序和錯誤，勾摹上石，刻成法帖十卷。每卷末刻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楷書二行，以別于《淳化閣帖》。其摹刻情況記載于宋人著作中，見有陳思《寶刻叢編》中施宿《大觀帖釋文序》：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板以皴裂，而王著一時標題多誤，臨摹或失真。詔出墨跡更定匯次，訂其筆意，仍俾蔡京書簽及卷首，刊石太清樓下。又宋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上：大觀帖，徽宗視《淳化帖》石己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跡更定匯次。較《淳化》所刻，非若《絳帖》，它有去取增減，祗并武帝一帖合于西晉武帝帖后，擇七卷右軍帖內(nèi)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段并而歸一及躋晉宣于晉武上之類，使先后次序不紊，迨名臣帖亦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刊石太清樓下。此正國朝盛時，典章文物桀然備具，百工技藝咸精，其能視《淳化》草創(chuàng)之始，自然不同。且當時盡出原藏真帖臨摹，定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刻。京雖驕吝。字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愈于《淳化》明矣。
　　又宋曹士冕《發(fā)帖譜系》：《大觀太清樓帖》，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后之次與《淳化帖》小異。其問有數(shù)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跡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績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后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吳家收宣政間所揭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后，有榷場中來者，己磨亮字矣。
　　《大觀帖》是宋徽宗大觀三年正月一日，用御府珍藏的墨跡摹勒，合當時的《絳帖》、《潭帖》等法帖，與《閣帖》揭本來勾摹鐫刻大不相同。宋人對此已有評價，如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說：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為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于州廨，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微出鋒。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佑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以刻本再行摹刻，當然很難超過原刻本�！短短�》，歷代書家曾稱贊其能得晉人風韻，但與原墨跡是否相近則無從證明。徽宗在摹刻《大觀帖》時采用原墨跡，這樣有條件使刻本接近原作。同時也能依據(jù)墨跡，改正《淳化閣帖》在摹勒上的失誤，所以《大觀帖》的摹刻能超出《淳化閣帖》之上，與用墨跡摹刻有很大的關(guān)系。
　　《大觀帖》每板高出《閣帖》存余，每行多刻一、二、三字不等。每板前上部小字題寫卷數(shù)，中部題板數(shù)，下部刻刻工姓名�，F(xiàn)在傳世的《大觀帖》，多數(shù)在裝裱時紙邊被裁去，因此不見卷數(shù)、板數(shù)和刻工姓名。清翁方綱說：《大觀》原石之前靠邊下側(cè)有細楷書臣某某，蓋當時刻工姓名，即于每石之邊側(cè)記之。以余所見，如第二卷第三石是《宣示帖》之第六行，度其二字右外臣張長吉、臣張仲文八字。春湖（李宗瀚）所購王弁州（王世貞）之三卷，及余所藏第六卷，邊皆有刻工姓名，而其每石邊多磨損處，尚有不能盡辨者。（見《復初齋文集》卷八）又清張廷濟云：辛巳之夏，老友趙晉齋寄余《大觀帖》殘本百余番，摹揭精良，楮墨純古，《宣示表》第五第六兩行間有臣張長吉、張仲文七字，楷法極精，僅他本曾未之見。此亦原刻之證。又《大觀帖》原刻世間尚多拓本，唯裝匠視前后細款無關(guān)緊要，率剪割棄去，余家藏是帖或全或殘，共得三部，皆坐此病。（見《清儀閣題跋》中《大觀帖》原刻殘缺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