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學生們，是他們努力促成了這本專集的出版。專集主要收集了我本人以及和同事、學生們共同研究且已經公開出版的學術論文。由于論文是從承擔的科研任務中提煉出來的，這里也就從某些側面，將兩者的關系以及與有關的個人經歷做一些必要的說明，以便對文集中學術論文的意義和在解決國民經濟問題中的作用提供依據(jù)。
　　我出生在上海北郊區(qū)（后歸上海寶山縣）的一個小村里（淞南鄉(xiāng)丁劉村劉家浜），父親是鐵路工人，母親是農民。兒童時期成長在戰(zhàn)爭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有機會進了村西的西塘橋小學學習。一年級課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使我從小對有親近感。四年級后轉到上海鐵路職工小學，后來在上海閘北區(qū)市北中學念初中，上海鐵路中學念高中。在中學階段，正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號召青年向科學進軍的年代。我遵循祖國的召喚，想在科學進軍的路上添磚加瓦，努力學習，考上了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物理系，后被合并到物理系地殼物理專業(yè)。1965年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七室，從師于傅承義先生。1999年，地球物理所和地質所整合成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到2006年退休，被返聘到2016年�，F(xiàn)在仍然從事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
　　在科大又紅又專校訓的感召下，我一直以國家的需要作為我的科研方向和動力，積極承擔和國民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各類課題，不僅努力拼搏完成攻關任務，而且還走以任務帶學科的路，努力解決科技進步中的一些學術難點。我承擔的不同性質的任務涉及固體地球物理的重、磁、電、震不同學科，利用這個優(yōu)勢實現(xiàn)各學科的理論方法相互融合，努力實踐用綜合定量的學術途徑和方法來解決所承擔任務中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初，任國家地震局震源機制會戰(zhàn)組組長；1976年起，歷任中國科學院第八研究室（應用地球物理研究室）綜合組組長、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業(yè)務副所長。在傅承義先生指導下，從事過地下核偵察研究、地震預報研究及富鐵礦地球物理找礦標志和方法研究，承擔過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國家油氣、礦產資源科技攻關課題，參加過十一五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極低頻探地工程等科研項目，以及南水北調西線長隧道薄弱結構地球物理探測等工程項目。
　　在1970年代初（1972-1973年），任國家地震局震源機制會戰(zhàn)組組長期間，負責處理1933年至1970年間發(fā)生于我國的218個較大地震的P波初動方向資料的震源機制解，分機器解和手工解兩部分。這是一項集體性的工作，有地震局系統(tǒng)的地球物理所、地質所、蘭州地震大隊、昆明地震大隊等15個單位的相關科研人員參加，地震局科技處劉蒲雄進行組織和協(xié)調。地震局衛(wèi)一清領導多次看望并鼓勵大家努力拼搏爭取好成績。所得結果匯集于中國地震震源機制研究的集和第二集，給出了每個地震兩個可能的斷層面方向。對其中106個地震用譜方法在兩個可能的斷層面中確定了斷層方向、斷層長度、滑動方向和地震矩等震源參數(shù)。研究報告根據(jù)這些結果還分析了我國大地震的成因和發(fā)生地震的構造運動方式和應力場特征。該成果曾獲國家地震局科技進步二等獎。
　　1975年，國際上要在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召開首屆誘發(fā)地震討論會。所領導讓我組織一篇新豐江水庫地震的震源機制及其成因初步探討的論文。論文內容涉及新豐江水庫地震的地震活動性，、水庫蓄水引起的應力變化，主震和前震、余震的震源機制以及主震前兆等方面。我個人主要研究一系列前震和余震的震源機制，以及每發(fā)生一個小地震引起的應力變化。當時水庫區(qū)只有四個臺站，用四個臺站記錄的P波初動方向資料無法確定每個小地震的震源機制，通過研究，我解決了用四個臺站記錄的P波初動振幅資料和網格參數(shù)非線性反演方法獲得了一系列小地震中每個小地震的滑動矢量的三個角度參數(shù)和強度參數(shù)。實踐表明，反演時給的初始參數(shù)為多個初始模型，通過搜索后的終解是類似的，因此結果是可靠的。我還對小地震發(fā)震后引起的應力場集中的空間分布采用靜態(tài)位錯理論進行了數(shù)值模擬。由于新豐江水庫地震一系列前震、余震的時間跨度很大，故所得的系列小地震的結果結合了地震會戰(zhàn)時所得的主震的結果，為論文討論新豐江水庫地震成因和發(fā)震過程提供了地震學依據(jù)。論文在誘發(fā)地震討論會上宣讀，并收集在大會的論文集中。論文也是1978年科學大會受獎的水庫地震項目三篇國際論文之一。由于有上述震源機制會戰(zhàn)成果和水庫地震論文成果，我個人也在科學大會上獲先進科技工作者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