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古代敦煌境內(nèi)有多個民族居住，周邊又與多個民族區(qū)域為鄰，民族生業(yè)、民族間經(jīng)濟文化交流是敦煌社會常事要務。各族民眾無不樂于幸福安定的生活，執(zhí)政者也通常都要維護社會的和平安定，處理民族問題的上策無疑是以和為貴，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諧共進�！墩撜Z·學而》將和為貴奉為先王之道。早在春秋時代，晉國就采取和諸戎狄的政策而大有成效，事見《左傳·襄公十一年》晉侯語魏絳；現(xiàn)代民主革命先驅(qū)孫中山先生倡行五族共和；中國共產(chǎn)黨革舊命、換新天，特將共和嵌入國號，定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無不是在和容共處中生息、發(fā)展，互利共進的。有時出現(xiàn)民族失和、摩擦爭斗，但都為時短暫。如吐蕃占領敦煌初期，推行吐蕃化政策，迫使?jié)h人拆襁褓以紋身解鬟鈿而辮發(fā)；收繳民間鐵器，使無尺鐵寸兵，以至耕乏鋤犁，引起沙州三度起義，八年動蕩。是后，吐蕃執(zhí)政者仍不得不施行安撫之術，重歸和平安定的歷史正道，敦煌歷史遂步入新一輪和容共處的階段。總體來看，和諧時多、爭斗時少，和容共處可稱歷史的常態(tài)；經(jīng)驗和教訓都告訴人們：以和為貴，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共進是歷史的正道。
觀楊富學、張海娟、胡蓉、王東先生共著《敦煌民族史》，收集并列舉大量資料，描述并論證了不同時期敦煌民族的活動、業(yè)績及相互關系、成敗得失，印證了敦煌民族大步走過的歷史正道，也在若干荊棘小道上跌過跤，這些都是歷史事實，毋庸避諱，但也不必過多鋪陳。就這一歷史觀而言，本書可謂視野廣深，為此前所未有。以往史家撰史，多詳于民族矛盾斗爭而疏略民族和諧共處與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其實，從時間段來看，和諧共處之時要長得多，而矛盾斗爭之時短暫，表明民族和諧是歷史的正道，為主流因素；矛盾斗爭則是歷史的岔道，是次要因素。本書的特點在于凸顯敦煌諸民族對敦煌、對河西、對絲綢之路開發(fā)的貢獻，同時又強調(diào)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對敦煌開發(fā)的重要作用，關切各民族在敦煌地區(qū)的友好相處和交互影響。把敦煌諸族的歷史貢獻置于全書的核心位置，濃墨重彩于描繪敦煌諸族的主體性，明辨敦煌民族歷史發(fā)展的主次關系，既是對歷史的真實反映，同時又把握住了當今民族研究的時代脈搏，而這正是楊富學君數(shù)十年來孜孜矻矻從事西北民族史研究時一以貫之的基本理念與不懈追求。對此我感同身受，歷史研究工作者需要通過對歷史的全面闡述，努力化解矛盾，促進和諧，不可偏愛斗爭，尤不可以斗為樂，不管敦煌學還是其他學科，都應該弘揚歷史的正道。本書做到了，而且處理得恰到好處，此乃本書大特點。
言本書第二個特點，當推本書歷史學與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研究之并重。這一點說起來易，做起來難。國人研究少數(shù)民族歷史文化，長期來存在一個痼疾，就是學科分野壁壘森嚴，研究歷史者大多不精通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研究者常缺乏歷史學素養(yǎng)，這一現(xiàn)象在楊富學君這里是不存在的。語史兼得，可避免歷史研究中的許多偏頗與盲區(qū)。就敦煌這一地名的起源與含義來說，學術界眾說紛紜，本書從見于先秦至秦漢古文獻的河西地名合黎山、合黎水（黑水、清水）、祁連山、焉支山入手，指出這些地名均為原始突厥語，合黎=Qara，意為高，合黎水（黑水）=Qara Su ，意為清亮的水，祁連=T.ngri，意為天，焉支=y.ngg.，意為嫂子；又根據(jù)古籍中留存下來的少量詞語，推定月氏、烏孫、匈奴所操語言皆為突厥語，進而論證敦煌一名亦應為突厥語。其論述有理有據(jù)，可信可從，令人會心解頤。
特點之三在于本書對考古學資料的關注，尤其是、第二章，利用考古學文化和出土漢簡對敦煌早期歷史的鉤稽，發(fā)前人未發(fā)之覆，甚是難能可貴。后二章文字對石窟考古斷代的探討也不乏新見，論述周密，成一家之言，這也是其他歷史學著作中所罕見的。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斷代問題近期比較熱火，爭論很大，尤其是回鶻、西夏、元代的石窟問題，大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之勢。但如果冷靜觀察，不難看出，設若研究人員能夠更多考慮歷史因素和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及服飾、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一些爭論既久看似無解的問題，本身還是比較清楚的，關鍵在于對晚期敦煌民族史把握的程度，不少爭訟溯其源，實出于對歷史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誤解。
讀者通過本書登高遠望，歷覽敦煌兩千多年民族關系之興替得失、和融砥礪，使人大開眼界。余有幸先讀此書，受益匪淺。因有所感，用充為序。

李正宇
2021 年2 月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