攖心者說,說攖心者
編定這本《攖心者說》,是在昨天上午。整理好目錄,和各篇文檔一起用電子郵件發(fā)出,如釋重負。端起一杯茶,抬眼看窗外,藍天白云也高遠了許多。受惠于清晨的一場雷陣雨和雨后的大風,天空湛藍。那種透明的藍,本是秋季北方的天空常見的。置身初夏,遙望藍天,恍若隔季。
相隔五年,完成又一本魯迅論,有成就感。說“又一本魯迅論”,是相對于2015年出版的那本《魯迅形影》而言的。編《魯迅形影》的時候,想書名費了許多心思。最后確定的“魯迅形影”,自己很滿意。這次也一樣。想書名,依然費了許多心思。對于“攖心者說”這個書名,自己依然滿意——滿意于其符號性與歧義性。
1906年3月,青年魯迅棄醫(yī)從文,立志用文藝改變國民精神,從仙臺回到東京。此時至1909年8月回國,他在東京生活了三年半,寫了幾篇大文章,編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其所作文章中,真正的文藝論文只有一篇《摩羅詩力說》。1926年10月, 魯迅編雜文集《墳》,所選留日時期的文章共四篇,依次是《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四篇文章的排序,并非按照寫作、發(fā)表的時間先后。否則,1908年2、3
月發(fā)表(兩次連載)的《摩羅詩力說》應當排在當年8月發(fā)表的《文化偏至論》之前。魯迅的排序顯然是根據(jù)文章的內(nèi)容。綜合性的在前,專業(yè)性的在后。于是有了現(xiàn)在的這種人類史、科學史、文化、文藝的順序。《摩羅詩力說》對文藝問題的論述,是圍繞“摩羅詩力”展開的。所謂“詩力”,即文藝作品的“攖人心”之力。是否“攖人心”,也是魯迅認識中西差異的重要視角。文章說:“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而意異于前說。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從帝到民,皆以“不攖”為理想,皆扼殺“性解”(天才),故中國只能長期處于“蜷伏墮落”的狀態(tài)。為了改變這種狀態(tài),魯迅呼喚摩羅詩人出現(xiàn),主張“攖”,聲稱“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魯迅本人就是一位“攖人心者”,寫《摩羅詩力說》就是在“攖人心”。
對于魯迅來說,1907年在《摩羅詩力說》中倡導的“攖人心”,是個符號性、象征性的表述!皵t人心”上承仙臺棄醫(yī)從文時期的“改變精神”,下接五四時期的“吶喊”。“改變”即“攖”,“精神”即“人心”。為了“攖人心”,所以“吶喊”,以喚醒在“鐵屋子” 中沉睡的人們。魯迅是“攖人心者”,魯迅是執(zhí)著的“攖人心者”,魯迅始終是執(zhí)著的“攖人心者”。盡管他也要休息,也有失望甚至絕望的時候。因為是“攖人心者”,所以他反對瞞和騙、針砭麻木與遺忘,所以他主張“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所以他始終保持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在此意義上,文學不過是他“攖人心”的工具!皵t人心”的立場與態(tài)度,決定了魯迅對小說、雜文、木刻等文藝形式的選擇。這些文藝形式富于大眾性、媒體性、實踐性,易于發(fā)揮“攖人心”的功能。
魯迅是“攖人心者”,因此魯迅的作品都是“攖心者說”。這位“攖心者”,“說”出了《吶喊》《彷徨》《野草》,“說”出了《墳》《熱風》《華蓋集》,“說”出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編》……
攖心者說,攖心者亦被說!罢f攖心者”,即談論魯迅、研究魯迅。此乃另一種“攖心者說”。近百年來,許許多多閱讀魯迅、談論魯迅、研究魯迅的人,就是這種“攖心者說”的主體。己心為攖心者所攖,亦欲以攖心者之心攖人。偉大領袖毛澤東,是這類主體中甚為突出的一個。他不僅是主體,而且催生了無數(shù)主體,促成了一個“攖心者說”的時代。魯迅寫《摩羅詩力說》的時候,作為“攖心者”,對于“詩心普遍性”是充滿期待的。故文中有言:“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解?”在眾多閱讀魯迅、談論魯迅、 研究魯迅的人這里,在新中國,魯迅的期待沒有落空。
近百年來,兩種“攖心者說”互動,形成了一部思想史,一部心靈史,一部學術史。
與《魯迅形影》相比,這本《攖心者說》的整體性強一些,更像一本魯迅研究專著。這是因為,本書所收論文的寫作時間相對集中,選擇論述對象的時候,我已經(jīng)考慮到一本書的框架。本書所收十四篇文章中,最早的《浮世繪之于魯迅》寫于2016年6月,最晚的《1926年:魯迅國民性話語的展開》今年5月底完稿,十四篇文章是四年之內(nèi)寫成的。我從2016年12月開始主持中國魯迅研究會秘書處的工作,年年參與組織各種類型的魯學會議。魯學界的同道們參會踴躍,撰文積極。年老的老當益壯,年青的青春煥發(fā)。那對我是莫大的鞭策。大家都在努力,自己身為組織者之一,不可偷懶,不可三心二意。于是縮小研究范圍,暫時放下手里的西域?qū)W、日本文學題目,把更多的時間用于研讀魯迅、撰寫論文。論述的問題,有與南京求學生活相關的魯迅的“自我”意識,有《狂人日記》的發(fā)表及魯迅本人對《狂人日記》的持續(xù)闡釋,有魯迅二十年代前期的生活狀態(tài)、中期的國民性思想、末期的美術活動,有魯迅晚年的雜文寫作與雜文觀念,等等。這樣,論文寫完,編成一本書,就能夠歷時性地呈現(xiàn)不同時期魯迅思想、文藝活動的不同側面。幾篇長論文的撰寫,似乎是花了寫幾部專著的力氣。書中討論浮世繪與新興版畫的兩篇文章,處于《魯迅形影》中那篇《“文章為美術之一”——魯迅早年的美術觀與相關問題》的延長線上。研究魯迅雜文的論文有兩篇,都很長。這不僅與雜文在魯迅創(chuàng)作中、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有關,而且與我的閱讀興趣有關。大概是因為年齡的關系,近年越來越喜愛魯迅雜文。那種尖銳性、現(xiàn)實感與修辭智慧
的融合,魅力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