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作者序）

我非常高興受王建民教授之邀，為本書的中文譯版撰寫序言，同時感謝張嘉馨和牛忠光的辛勤翻譯。正是王建民教授及兩位譯者的濃厚學術興趣和不辭辛勞，才使得本書得以呈獻給中國的讀者們。

盡管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學家們對文化間相互影響的研究貢獻頗多，但是這些研究通常想當然地認為，全球化之前的所有文化相對而言都是自發(fā)的、靜態(tài)的。對他們而言，影響被認為是對某種非常穩(wěn)定的認同的入侵（ incursions）。以此觀點視之，人們認為當下的外來影響必定會與業(yè)已持久存在的本土觀念相互妥協(xié)，而且一套主流的價值體系會受到這些外來影響的修正。盡管這一觀點可能站得住腳，但是我寫這本書則是出于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假設，即文化的活力通常在于其吸收同化及積極適應外來事物的能力。

對許多人類學家，特別是對列維-施特勞斯而言，眾文化對外界的回應通常會經(jīng)歷一個反轉(zhuǎn)（ inversion）的過程。這些過程包括將其他人所信奉之神惡魔化、通過世系的反轉(zhuǎn)而為某些獨裁行為尋求合法依據(jù)、通過與敵方婦女結(jié)婚或?qū)⒅�誘拐以平息政治緊張。然而，一種真正健康而自信的文化的標志，一定不僅僅是通過對外來事物的否定而消弭其所帶來的影響力，而且也在于該文化調(diào)整適應，甚至吸收同化這些影響，從而將之包容和創(chuàng)造利用的能力。這種包容并非尋常之事，它完全關乎創(chuàng)造性，并且，當一種文化自信令人對外界不再那么害怕而變得更寬容的時候，這樣的包容便能夠在極其重要的全球化的特定時刻明顯地體現(xiàn)出來。

上面這點是在以往人類學、考古學和藝術史文獻中所缺失的，這也正是我在本書中試圖對其加以解決的；我探索了當邊界變得不再那么固化時，同化會如何進行。該書促使讀者們重新考慮，當人們認為圖像邊界變得更加靈活時，文化如何出現(xiàn)歷史如何對文化進行闡釋。當前這一觀點正當其時，因為今日中國之情形正好與之相契合。

但是，在這本書早出版之時，這一論點本身在所有領域都顯得特立獨行（ foreign），以至于關注它的主要是一些對文化同化問題感興趣的學者們。盡管研究這一問題本身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我寫這本書卻也有其他目的。首要之一便是要解決如下問題：人們何以會對文化有多樣的理解，這種多樣性是如何反映本土的認同觀念的，即人何以為人，以及社區(qū)、政體或民族國家（ nation）由何構建，以及民族的或族群的歸屬觀念如何也是個體層面認同的反映。我們通常認為，某種文化緊密地依賴于一種認同觀念。然而，當我們了解到，與認同相關的價值千差萬別，便很難只從某一個視角去看待它們?yōu)楹稳绱瞬煌�。的確，承認這種多樣性，以及與這種多樣性意識共存，這兩者是非常不同的。簡單來說，前者就是政治正確；而后者則是努力工作。針對什么是認同的偏見也不容易被消弭。本書更多地是與這一努力相關的。

由于本書涉及人類學、藝術史和考古學這三個領域，因此隨之而來的是一些折衷主義看法。一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古典主義者認為我將南亞與希臘的早接觸史往前推了幾個世紀，并且認為我主張羅馬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諾斯替教式廣場設計意在化解建筑著名的謎語之一。

一些讀者非常認可我關于認同的觀點，即對認同的狂熱崇拜過去困擾著并且將持續(xù)困擾歐美語境下的當代藝術，但是，它并沒有令人不安到一開始就引發(fā)現(xiàn)代藝術家們爭論的程度，盡管這一點較那時已經(jīng)改變。簡言之，本書的主要論題要獲得廣泛承認，還有待時日。部分原因在于除了博厄斯曾經(jīng)將藝術看作是對眾多獨特自主文化的反映之外，1992年時還很少有人論及文化理論和物質(zhì)文化。實際上我針對（生物科學領域流行的）認知-消除（ recognition-and-elimination）這一分離主義模式的論斷，正是意在表明一個普通觀點，即事先持久固定的自我通常會抵抗異域性（ foreignness）。而這樣的觀點也在而后幾十年中體現(xiàn)在我對相同主題進行探討的專著和其他文章中。

今天我們都認識到了再生醫(yī)學及干細胞治療的重要性（在這些醫(yī)療過程中我們將自身進行重塑以進行適應和調(diào)整）。但是，僅僅在幾十年前，異域性被認為是可以威脅某種認同的東西。人們忘記了再生醫(yī)療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觀念，大多數(shù)人依然將他們的免疫系統(tǒng)看作是一種能夠使我們防衛(wèi)外來事物的機制，而非是能夠調(diào)整且創(chuàng)造性地適應外來影響的信息評估系統(tǒng)。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這些觀念可能依舊很新鮮。然而，當我認識到我們關于人之所以為人的觀點，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是如何與我們關于世界之所以為世界的觀點相聯(lián)系的，這些觀念便在極大動力的推動下不斷涌現(xiàn)。而有一點是確定的，即當不同文化之間出現(xiàn)邊界，上述觀念的效果則不但具有創(chuàng)造性，而且具有破壞性。正是我們?nèi)绾喂芾磉@些邊界我們?nèi)绾挝�收同化我們所搜集的信息決定了其結(jié)果是否是戰(zhàn)爭和混亂（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或失常）。正如貝尼尼所言，真正的藝術形式并非是到處涌現(xiàn)；實際上，當藝術家出現(xiàn)失誤（失常），并且使之成為該新作品的核心主體時，好的藝術才能涌現(xiàn)。這種新作品是由該失誤所界定的，沒有這種一定程度上失常的刺激，它也便不可能被創(chuàng)造出來。

我們通過展露、改進和吸收同化來了解外來事物，這在近來歷史上可能并非是一種流行的文化觀點。盡管我們沒有在過去的關鍵時刻認識到它是多么的重要，但是這種觀點現(xiàn)在贏得了更多關注。正如希臘人曾言，未來是一個復雜概念。它從象征和生物意義上，以懷舊的或感性的方式，而非是以能夠使得我們認識到我們自己是由與他人相互影響的經(jīng)驗構建而成的方式，支撐過去，推進未來。

秉持后這一點，在這篇短小的序言中我想要說的是，很高興看到這些觀點即將為中國讀者所了解，中國讀者自身所的在社會業(yè)已憑借其理解外來事物的新方式屹立于世界之林，這種新方式不僅僅只是構建何謂中國的，而且更是在這個迅速全球化的時代來構思中國的意味著什么。中國讀者將以其母語來閱讀這部關于文化同化的早期著作，對我而言，是真正始料未及的莫大榮幸。

兩位譯者慷慨以赴，費時一年有余，特別是能夠在這樣一個全球人際關系帶有對抗和恐懼特征的時刻，將該著作以新的理解形式呈現(xiàn)出來，我衷心感謝他們的努力！

1. 大衛(wèi)· 納皮爾

倫敦大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