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是一個在日本出生、長大的美國孩子，在東京一所招收外國籍學生的學校上學，那所學校后來被叫作日本美國人學校，是一所包括初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十二年制學校。我在讀時，學生總數大約在一百三十人左右，如果學生人數由多至少排列的話，順序應該是美國人、日本人、加拿大人、中國人、英國人、歐洲人、亞洲人和拉美人。

看到這么多不同種族的孩子聚集在一起，來學校訪問的客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談到國際理解的重要性，鼓勵我們要成為一座橫跨太平洋的橋。聽到這番話，我的眼前仿佛出現一幅圖景，一個個排列的橋墩從日本不斷地向大海延伸出去，終消失在遙遠的大海盡頭。當然聽到更多的話是隔海手牽手。

這些話在我和我的伙伴中間并沒有起到激勵作用，只是引起一陣鬧騰，或許是因為我們覺得國際理解這個說法聽起來就像是天方夜譚。而后來我決心把推進國際理解和合作定為終生為之奮斗的目標，我想這一定是同自己出生在日本并度過的少年時期有關。

年輕時，當我看到其他國家的人們對日本一無所知或表現出絲毫不感興趣時就會感到莫名的氣憤。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日本被當成是月球另一面的國家，極少有人了解日本，他們所知道的也只是圖片上看到的櫻花、藝伎和富士山，而且僅有的這些知識也是錯的，他們不能正確地理解藝伎，富士山的稱呼也會搞錯（把Fujisan說成Fujuyama）。我和我的伙伴們對那些來日本旅行只是加深他們先入之見的西方觀光客是嗤之以鼻的，對生活在亞洲其他國家的西方人也抱有強烈的反感，他們往往把日本人視作暴發(fā)戶，認為日本人傲慢無禮，只是像猴子一樣模仿西方的技術和軍事，對白種人恭恭敬敬，俯首帖耳。有時甚至我們的父母也會對日本的事物表現出不應該有的麻木和遲鈍。在不知不覺中，我們養(yǎng)成了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即從日本人的角度和我們自己國家的角度去觀察事物的習慣。這一點是決定我一生的關鍵，后來這種觀察事物的視角擴展到世界范圍，由此使我得以看到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

在進入大學學習歷史專業(yè)時，我選擇了當時幾乎無人問津的日本歷史以及更廣些的東亞研究領域是極其自然和順理成章的，雖然東亞研究當時還不為人所認識。我曾經有一個奢望，要喚起美國對東亞這一地區(qū)更多的關注。東亞地區(qū)居住著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依我看來，東亞是值得開展研究的，至少在大學課程里應該占有一席之地。但是，1930年代前期，當我在哈佛大學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東亞研究時，這么一個小小的愿望竟然是無法實現的幻想。當時美國任何一所大學都鮮有為進入這一研究領域可資知識準備的課程，后來在歐洲游學的兩年間，那兒的大學也幾乎沒有同日本和東亞研究有關的課程。

其間，太平洋上空的戰(zhàn)爭陰云密布，這是1930年代世界范圍內大蕭條的產物，不僅導致了德國納粹的崛起，而且促使日本轉向獨裁統(tǒng)治和軍事擴張。日本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歐洲帝國主義和太平洋的美國海軍霸權的挑戰(zhàn)。日本粗劣的廉價產品在亞洲各地泛濫，直接威脅了歐洲列強在亞洲殖民地的壟斷和勢力范圍內的影響。日本和西方如同在同一條軌道上疾馳的列車，它們各自都確信自己行走的路線是正確的。

在東亞研究這個尚未被認可的領域里，像我這樣稚嫩的研究者想要阻止這場日益迫近的悲劇是不自量力的。美國政府和它的國民對日本的情況一無所知，而且也不感興趣，所以是不可能認真考慮日本的利益和態(tài)度的。我認識到，如果要避免正在臨近的戰(zhàn)爭和未來的悲劇，人們必須學會各自從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這是一件極具重大意義的事，雖然個人所能發(fā)揮的作用極其有限，但我已清醒地意識到，這將成為我一生為之獻身的事業(y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日美之間的戰(zhàn)爭風暴終于爆發(fā)并持續(xù)了將近四年，這場戰(zhàn)爭擴展到整個北太平洋地區(qū)直至印度邊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們被卷入戰(zhàn)爭之后，美國才開始關注日本，美國的領導人痛感到更多地了解日本人和學習日本語的必要性，由此美國開始興起對日本及其東亞鄰國的研究。我們在哈佛大學以及其他美國大學極少數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陣容迅速發(fā)展壯大。作為早的東亞研究的專業(yè)學者，我感到自己像一個沖浪者踏在波濤洶涌向前的浪尖上。我同哈佛大學休戚與共長達半個世紀，目睹了日本及東亞研究猶如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茁壯成長起來的過程，對此感到十分欣慰。同時我也目睹了美國從藐視日本及東亞其他各國轉變?yōu)橹匾曔@些國家并深懷尊重的過程。

隨著對日本的關注度的提高，在美國，我被當作一個日本通開始嶄露頭角，而在戰(zhàn)后的日本，我則作為兩國關系的溝通者被廣為人知。事實上，我已把通過更多地傳遞雙方的知識從而推進國際間的理解作為終生事業(yè)矢志不渝了。我始終小心翼翼，避免讓人產生要成為橫跨太平洋的橋和隔海手牽手的印象，但我所傳遞的信息與此無異。

戰(zhàn)爭爆發(fā)之初，美國從事日本研究的專業(yè)人才寥如晨星，當時我正專注于古代中國史與日本史的研究，后被調往華盛頓去從事更為緊迫而有現實意義的工作，并在戰(zhàn)爭的末期參與了規(guī)劃日本未來的工作。這些經歷無疑對我在1960年代被遴選為駐日大使起了重要作用。從一個專事古代史研究的學者轉身成為在一個關鍵崗位上供職長達五年半的大使，使我想起一位中國古代哲人莊子所談到的困惑，夢中化蝶的莊子不知自己是人化為蝶還是蝶化為人。帶著巨大的惶恐和不安，我接受了大使這個職位，因為這給了我一個可以幫助加深日美兩國相互理解和親善友好的絕好機會。我決意要為日美兩國結成真正的伙伴關系打下牢固的基礎，這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為重要的一步。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在少年時代曾經嗤笑過隔海手牽手的人走過的人生歷程。在這一時期內，日本實現了令人驚嘆的發(fā)展，從一個落后的國家一躍而在世界領導者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在精神上也從閉關鎖國的狀態(tài)逐步轉為努力要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其相應的作用。而美國則在對這個超乎尋常的敵人的密切關注中，態(tài)度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從不屑一顧轉為贊賞和尊重，并把日本當作有可能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伙伴與盟友開始緊密的合作。這些正是構成我這部自傳框架的主題，在這部自傳中，我的整個人生經歷只不過是一些附屬的圖解材料。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度過的，當時濃厚的白人至上的氣氛伴隨19世紀西方列強的統(tǒng)治還籠罩著整個歐洲。我早期政治意識的萌發(fā)始于1920年代，這一時期日本正努力爭取要同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日本同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對抗也正日益加劇。1930年代，當我開始東亞歷史研究時，日本已經走上帝國征服的道路，并開始向美國和歐洲挑戰(zhàn)，接著就是可怕的戰(zhàn)爭時期和美國對日本的占領。之后，日美雙方之間還有一段并非一帆風順的合作。1960年代，我有機會擔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為加強兩國合作并建立內涵豐富、完全平等的伙伴關系竭盡綿薄。如今，當逐漸淡出自己曾經參與其中的活動舞臺時，我欣喜地看到，自己曾經始終為之奮斗而建立起來的日美關系已成為對于雙方來說都是至為重要的雙邊關系并充滿勃勃生機。美國對日本的關注早已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想。今天日美關系已是世界上兩個的工業(yè)化貿易國之間的關系，是兩大民主國家之間的關系，更具意義的是，這是西方為強大的國家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發(fā)達國家之間的關系。

我在寫作這部自傳時，絕大部分內容沒有可資參考的日記或其他文字材料，我不像嗜好寫日記的日本人，從未想到要把自己日常的生活記錄下來。只是在日本擔任大使的那幾年，每周會給我的家人寫信。有一段時間，還為自己作了一些相對零散的備忘錄。除此之外，這部自傳的其余部分依靠的便是依稀朦朧的記憶，而這完全是靠不住的。

我可以舉出1947年哈佛大學畢業(yè)典禮上發(fā)生的事作為對讀者的一個提醒。當時我與同屆的同學、現為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馬里昂利維（Marion Levy）比肩而坐，聆聽國務卿喬治C. 馬歇爾的紀念講演。就在那次講演中，馬歇爾首次提出了改變歷史進程的馬歇爾計劃。在馬歇爾的講演過程中，我記得當時自己提醒利維說國務卿的講話具有非等尋常的重大意義，而利維卻說他記得當時我貼近他說了一句：你不覺得，馬歇爾的講演并不怎么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