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認為，以CDP為衡量指標的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經濟整體發(fā)展的相對物質基礎，難以準確衡量社會的整體福利改進程度，而國民幸福感的整體、平均、持續(xù)改進才是一個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所以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術界與世界各國政府開始探索運用主觀社會指標，如居民幸福感，來衡量社會經濟的整體發(fā)展結果與程度。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發(fā)現社會發(fā)展水平與居民主觀幸福感并沒有隨著國家經濟和個人收入的持續(xù)增長而相應增加，后來人們將這一現象稱之為“伊斯特林”悖論。黨中央在2015年開始提出“獲得感”概念，并且這一概念日漸獲得政府與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從而現在各界廣泛把人民獲得感的高低作為評價我國公共政策制定與實施效果的標準。在全世界都存在“伊斯特林”悖論的現象，就是因為作為相對物質基礎的經濟增長在轉化為國民主觀幸福感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獲得感作為客觀物質獲得與主觀幸福感受相結合的一個復合指標，對其的測度不僅包含物質分配結果上的規(guī)模與公平程度，還包括各項公共政策制定與實施所包含的程序公平、機會公平、結果公平。
　　國民獲得感的提升主要在于私人商品購買能力與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的增加。在私人商品領域，起主導作用的是市場力量，所以公共部門的直接作用相對較小。從而快速、有效地提升國民獲得感的壓力就轉移到了公共產品領域。受到傳統(tǒng)的凱恩斯學派的影響，對于社會經濟的治理往往將重點放在需求側，尤其是作為有效需求指針的購買能力的提升上。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大量的研究發(fā)現商品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也同樣重要，只有同時在供需兩方面實現均衡管理，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與整體福利才會得到有效改善。正是基于上述理論與現實，我國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路。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在公共產品領域的具體運用，在居民公共服務需求作為一個既定變量的情況下，政府公共部門主要的著力點在于公共服務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一新思路的確定也為公共服務供給改革奠定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即在將公共服務需求作為一個錨定與校準機制的基礎上，如何改革公共服務的供給機制來滿足居民的公共需求并提高投入產出的效率，并進而提升居民整體的獲得感。
　　本書的整體分析框架分為五部分，第一章探討基于獲得感提升的中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機制分析，通過分析改革的理論依據、構建改革的主要理論框架、探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與獲得感提升的融合機制，以期基于供給側資源配置機制與需求端反饋機制的對接，分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的邏輯起點、理論依據與動力機制。
　　第二章著力于中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指標體系構建與供給水平的量化測度，首先基于公共服務的基礎性與必要性來界定基本公共服務的種類及其內涵，根據數據可獲得性和統(tǒng)計兼容性，構建我國各大類公共服務供給指標體系，同時構建科學合理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測度方法；然后基于上述指標體系與方法測算各省級七大類及總體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分析各類公共服務供給的變化趨勢和變化原因；最后構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數量測度方法，并測算出各省級七大類及總體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并基于此來分析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狀、變化趨勢及變化原因。
　　第三章著力于構建居民基本公共服務獲得感的指標體系并對獲得感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測度，首先基于主觀評價和獲得感理論模型，構建居民公共服務獲得感理論框架；根據全面性和代表性、系統(tǒng)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動態(tài)性和前瞻性、不同群體的兼顧性等原則，從平等公正性、理想預期性、實際情況性、心理滿足性、實際利益性、負面效用性、存在必要及發(fā)展期待性構建居民公共服務獲得感測度的模型變量表；通過問卷設計、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和各省級區(qū)劃的實地調研，得到居民公共服務獲得感各項指標的具體數據，并運用結構方程模型來測算各維度指標對居民公共服務獲得感的影響；基于各因素對居民基本公共服務獲得感影響的方向和程度來總結提升居民獲得感的努力方向。
　　第四章著力于分析中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及原因。作為本研究承上啟下的重要一部分，本章基于一般理論分析、多重約束下的最優(yōu)值計算、委托一代理理論、博弈論、地方政府行為理論、偏好匹配理論來總結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在供給規(guī)模、供給結構、供給決策機制、供給方式、政府間轉移支付等方面所存在問題及原因，上述研究方式也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方法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具體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