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戴衛(wèi)紅


在甘肅西北部，有一片土地肥沃豐美、水量充沛的帶狀區(qū)域，它東起烏鞘嶺，西抵星星峽，南依祁連山，北靠合黎山，全長約一千公里，寬度從幾公里至二百公里不等。它整體形狀如帶，又位于黃河以西，被稱為“河西走廊”。


這一片土地，擁有天然的地理優(yōu)勢，在祁連山冰雪融水的滋潤下，環(huán)境適宜，地廣民稀，水草豐富宜畜牧，農(nóng)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也在此產(chǎn)生了交集。《漢書·地理志》中記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在古老的地理名著《禹貢》中，這塊土地被劃為“雍州”所轄。西漢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帝“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改雍州曰涼州。在這片土地上，匈奴和漢曾經(jīng)常年交戰(zhàn)。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歸漢后，他的部眾被安置于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塞外，稱為“五屬國”。因為“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匈奴在失去河西時，有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這塊匈奴故地空置后，漢朝“稍發(fā)徙民充實之”，在這塊土地上設(shè)置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置張掖、敦煌郡，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漢書·地理志》中記載，漢武帝置四郡“以通西域，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guān)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到西漢末年，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戶，280231口，這些人口很多都是從內(nèi)地遷徙而來。


在漢朝與匈奴戰(zhàn)爭防線上的邊境要塞，吏員要處理上下往來的公文文書，要識字認數(shù)，因此《倉頡篇》《急就篇》《九九》等識字教育的教材也隨入涼州。如今分布在河西走廊上的多個烽燧遺址中，不僅出土了各種各類的文書，還有《論語》等倘家的經(jīng)典。而那些從內(nèi)地遷徙來此的人帶來的，不僅有豐富的勞動力，的農(nóng)耕生產(chǎn)技術(sh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還有儒家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漢活躍在涼州地區(qū)的士人，除了“外來避亂之儒英”——寓居涼州的內(nèi)地學者，也已出現(xiàn)“本土世家之學術(shù)”。比如北地義渠（今甘肅寧縣西北）人公孫昆邪，漢景帝時曾任典屬國，吳楚七國之亂時曾參亂，著有陰陽學著作《公孫渾邪》15篇。


兩漢時期，這一片土地上的很多地方官員，文上頗有建樹，在《漢書》中也留下了美名。他們“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wù)；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jié)，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yīng)，賢于內(nèi)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這片土地上，因為的地理環(huán)境，東西人群、不同族群雜居，不同生活和文化在此地相互碰撞和交流，地方官員施政仁厚，儒家文化在此芽并蓬勃發(fā)展。


一、兩漢涼州的儒學文教


1957年7月，一個火熱的日子，考古工作者在武威涼州區(qū)新華鄉(xiāng)磨嘴子漢墓群發(fā)掘了一座編號為6號的夫妻合葬漢墓，清理出了480枚木簡，其中469枚為《儀禮》簡，11枚為日忌、雜占木簡。這一消息，驚動了遠在北京的考古，他們派出了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前往蘭州，協(xié)助甘肅省博物館整理武威出土的漢簡。這一消息，也如同當時的天氣一樣，讓學術(shù)界和社會對《儀禮》這部儒家經(jīng)典的討論火熱起來。


那么，《儀禮》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呢？《儀禮》簡稱《禮》，亦稱《禮經(jīng)》或《土禮》，是儒家十三經(jīng)之一，春秋戰(zhàn)國時代儒家禮制的匯編，共17篇，主要記載的是冠、婚、喪、祭、鄉(xiāng)、射、朝、聘等方面的禮儀制度，可以說這部書是當時士人的禮儀行為準則和社交指南。


為何這一簡冊引起這么大的轟動呢？隨葬的469枚《儀禮》簡，共27298字，記載了《儀禮》17篇中的《土相見》《特牲》《少牢》《有司》《燕禮》《喪服》等篇。它的抄寫時代可能在西漢中晚期，是目前所見《儀禮》古老的寫本。它們不是墓葬主人死后陪葬的明器，而是墓主人生前閱讀、誦子。簡文用毛筆書寫，雖然抄寫的人不是當時的大學者、大書法家，但是字體波磔規(guī)范而美觀，線條勁健又富彈性，筆法迅急而奔放，處處體現(xiàn)出自由稚拙的古雅隸韻。尤其珍貴的是，每一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原書的篇題和順序，像這樣完整的典籍簡在出土漢簡中極為少見。


其余的日忌木簡中，有一枚正面記載著“口口口不乏蹇人買席辟王庚河魁以祠家邦必揚”，背面記錄著“口年四月四日諸文學弟子出谷五千余斛六”，這里的“文學弟子”就是學官弟子之異稱，與博土弟子名例相同。《儀禮》簡冊和其他陪葬品，透露出墓主人深通儒家禮經(jīng)，有可能是西漢末期武威郡的學官。


1959年秋天，在磨嘴子18號漢墓內(nèi)出土了一根松木彩繪鳩杖，這是漢代儒家尊老養(yǎng)老的實物�！逗鬂h書·禮儀志》中記載：“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杖，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边@根鳩杖上還系著10枚東漢明帝時期頒發(fā)的王杖詔書令木簡�！巴跽取碧刭n給高齡老人的“鳩杖”，王杖簡規(guī)定賜給滿七十的老人王杖給以保護，可以出入衙門并行走馳道的旁道，有侵辱者罪同“大逆不道”。


1981年，又是在武威，新出土了“王杖詔書令”木簡26枚，書寫時間為西漢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左右，內(nèi)括漢成帝發(fā)布的尊敬長老、撫恤鰥寡孤獨廢疾者和賜高年者王杖及處治吏民毆辱王杖主的詔令。王杖詔令簡牘文書和木鳩杖實物的發(fā)現(xiàn)，說明漢代尊老養(yǎng)老、撫恤鰥寡孤獨廢疾者的詔令已在河西貫徹執(zhí)行，儒學思想已經(jīng)影響到人們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在河西這塊土地上展，并廣


為傳播。


……


五涼有名的儒家學者大多還受到玄學的影響，如本書中的郭瑀便是一位“口詠黃老”的人物，劉啊、程駿對老莊之學誠心傾服。前涼末主張?zhí)戾a在玄學方面也頗有素養(yǎng)，《世說新語·言語篇》記錄他與東晉名流王坦之對答如流的故事，很然為《老》《注》《易》“三玄”的行家里手。西涼李治國思想前期以儒學為主，后來逐漸重視玄學思想。建初元年（405年），李造使向東晉上表說：“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列命灰身，隕越慷慨�！彼�謂“玄風”，便是清靜無為的教化。他向東晉表達了忠義款誠，想要使東晉皇帝清靜無為的教化傳達到西涼乃至九州。李還在《述志賦》中回顧自己年少時潛心學以來的典籍，反復(fù)鉆研禮書，崇尚儒家經(jīng)典；為官后，卻羨慕莊子的曠達，不為禮法所屈；尊崇漁父的持守其真，而不“苦心勞形以危其真”；贊同隱者長沮、桀溺與其從政不如避世的選擇。到李晚年，發(fā)出了“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于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的感嘆，在歷經(jīng)艱險之后，終歸“虛無玄元”的道家情懷。學術(shù)和國家治理互為影響，李后來治國兼綜儒玄，而蔚為儒宗的劉曬學綜儒玄，為《周易》《人物志》《黃石公三略》等書作注。其中《周易》為“三玄”之一，《人物志》為品鑒人物才行的玄學著作，《黃石公三略》為道家兵書。后來沮渠蒙遜稱他為“玄虛先生”。


五涼時期，佛教已在河西傳播，前涼、北涼等國君都極為推崇佛教，在姑臧開辟了佛經(jīng)的譯場。儒學、玄學、佛學相互交叉影響，這種情形跟江南東晉王朝的學術(shù)背景十分相似。


在這種兼容的學風下，五涼政權(quán)中的儒士著述十分豐富。據(jù)不統(tǒng)計，在《晉書》《十六國春秋》以及其他典籍中，有記載的前涼學者9人有多種著作，分別為索襲“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宋纖《論語注》、郭瑀《春秋墨說》《孝經(jīng)錯緯》、祁嘉《二九神經(jīng)》、陰�！段杭o》十二卷、張諮《涼記》八卷、索暉《涼書》、索綏《涼國春秋》五十卷、劉慶《涼記》十二卷。后涼學者2人、2種著作，分別是段龜龍《涼記》十卷、張資《涼記》十卷。南涼學者郭韶《托跋涼錄》十卷。西涼、北涼學者4人、17種著作，分別是劉昞《（三史）略記》八十四卷、《驚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又為《周易》《偉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注》作注；趙敢《河西甲寅元歷》一卷、《甲寅元歷序》一卷、《七曜歷數(shù)算經(jīng)》一卷、《陰陽歷術(shù)》一卷、《趙敢算經(jīng)》一卷；闞骃《十三州志》十卷、《王朗易傳注》；宗欽《蒙遜記》十卷、《涼書》十卷。另外還有一些沒有留下著者的作品。在這些著作中，史學類的書籍13種，所占比重大；經(jīng)學類2種；天文歷算類5種；地理類1種；兵家類1種；不明類別者1種（《二九神經(jīng)》)。本書中五涼時期的名儒，如宋纖、郭瑀、祁嘉、索綏、劉曬、闞骃等，各有所專攻，都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著述。


五涼的儒學不僅在涼州一地得到蓬勃的發(fā)展，而且還東傳至劉宋、北魏，影響到后來儒學的發(fā)展。北涼的儒學典籍在正史記載中次東傳至江南王朝，是在劉宋元嘉十四年（即沮渠牧鍵義和五年，437年）�！端螘�》記載：沮渠牧鍵向南朝的劉宋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wù)論》十二卷，《三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歷三合紀》一卷，《趙酸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北涼呈獻給劉宋王朝的154卷典籍括經(jīng)學、史學、地理、文字學、天文、歷法、算學等各個方面。河西政權(quán)這樣大規(guī)模地向江南政獻圖書的事例，在北方十六國時代乃至其后的北朝時期都是僅有的，這可以說得上是五涼時期河西文化的次大規(guī)模東傳。


五涼時期，涼州本土學者也是燦若群星，是各大“河西著姓”，他們不僅是政治上的中堅，也是文化學術(shù)界的英才。如本書中的主人公宋繇、張湛、段承根、劉昞、闞骃、趙柔、索敞、陰仲達等，都對恢宏河西儒學有重要貢獻。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魏軍破姑臧，沮渠牧犍降，北涼亡�！段簳�·世祖太武帝紀》中記載：“（太延五年）九月丙戌，牧鍵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鍵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nèi)戶口二十余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余家于京師�！痹谶@支龐大的隊伍中，本書中的敦煌索敞、張湛、闞骃，武威段承根，金城趙柔、宗欽，流寓到河西的程駿，河內(nèi)常爽等聲名的河西士人赫然在列。姑定后，北魏王拓跋不鎮(zhèn)涼州，以闞骃為從事中郎。太武帝夙聞劉昞大名，拜劉昞為王從事中郎。常爽人魏后，在魏城開館授徒，為北魏培養(yǎng)了大量的人才。江強入魏后，獻經(jīng)史諸子千余卷，拜中書博士。其子江紹興，在北魏掌國史二十余年。其孫江式，精于古于書法，著有《古今文字》四十卷；在北魏遷都洛陽后，連洛京各宮門上的匾題等，也交由他書寫。陰仲達、段承根等人，均以文學才識知名，才堪著述。人魏后，崔浩說他們“二人俱涼土才華”，因此，令“同修國史”�！段簳�·儒林傳》一共有12人的傳記，除1人為天水人，2人為安定人，2人為金城人外（均在今甘肅境內(nèi)），余7人中5人為敦煌人，2人為武威人。在這一卷的結(jié)尾，史臣稱贊以上涼州名儒“通涉經(jīng)史，才志不群，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


北魏滅北涼后，河西文化隨著大批的儒家名士到了北魏，這是河西儒學第二次大規(guī)模東傳，了北魏拓跋氏吸收文化程，對后來中原的文化復(fù)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胡三省在《資治通鑒》的注中說：“魏之儒風涼州之后始振。”直到隋唐大一統(tǒng)時期，河西文化成為隋唐文化制度的重要一源。這便是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所指出的：“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fù)，然究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日（北）魏、（北）齊，二日梁、陳，三日（西）魏周。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zhuǎn)移保存于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一支派。”


五涼時期，誠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一樣，涼州地區(qū)得以“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shù)，經(jīng)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zhuǎn)灌輸，加入隋唐統(tǒng)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后，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yè)”。薈萃于涼州的名儒們，給后世留下了一筆可觀的文化財富。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溯源略論稿》中又說：“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xù)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比）魏、（比）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統(tǒng)之中，其由江左發(fā)展變遷輸入者之外，尚別有漢、魏、西晉之河西遺傳。”


如今，徜徉于武威文廟，古柏青槐，遮天蔽日，清靜幽雅，別有洞天，文昌宮桂籍殿中“解增四垣”“文明長晝”“聚精揚紀”“輝騰七曲”“云漢天章”畫額，都在一一講述著名儒們的風采……








  摘要
宋纖：山中隱士，人中之龍


宋纖（約273-355年），字令艾，一作令文，敦煌效谷（今敦煌市東北）人。前涼學者和教育家，受教弟子達三千余人，著有《論語》注及詩、頌數(shù)萬言。宋纖隱居不仕，不慕，才學廣博，品行高潔，《晉書》為其立傳，永載史冊。敦煌宋氏，尚武崇文


宋纖所在的敦煌宋氏本來是尚武世家，從西晉初年的宋質(zhì)身上，明顯就能看到勇武善戰(zhàn)的影子。西晉初年，宋質(zhì)任敦煌曹，他立令狐豐當敦煌太守，起兵反叛西晉。涼州刺史楊欣派兵攻打宋質(zhì)，結(jié)果反而被宋質(zhì)打敗，可見宋氏家族一出場便是以武力見長。


在前涼政權(quán)中，宋氏家族人物擔任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職，但多任職武將，參與過前涼的多次重大軍事行動，在前涼朝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前涼張軌初到?jīng)鲋�，便“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當時宋配任職司馬，是張軌治理河西的重要輔佐力量，參與定鮮卑叛亂息張鎮(zhèn)、張越內(nèi)亂，保衛(wèi)西晉朝廷，征討秦州刺史裴苞等一系列戰(zhàn)爭，屢，奠定了宋氏家族的基業(yè)；宋毅任職都護、威遠將軍，在張軌時，曾參與定金城太守胡助以及焦秘、陳安的叛亂；宋輯任職揚烈將軍、中堅將軍，在張駿時期，參與征討秦州；張重華統(tǒng)治時期，后趙軍攻抱罕，宋修曾參與保衛(wèi)抱罕之戰(zhàn)；張重華統(tǒng)治時期，宋矩“慷慨有志節(jié)”，任職宛成都尉。后趙軍攻時，宋矩大義凜然地說：“辭父事君，義不立，當守名節(jié)。矩終不肯背主偷生于世。”于是自刎而死。上述一系列人物事件，體現(xiàn)了宋氏家族尚武忠義之家族門風。


但從前涼后期開始，宋氏家族逐漸從武力強宗向儒家世族轉(zhuǎn)變。宋纖便是其中影響較大的儒家學者。


隱居酒泉，講學授徒


從張軌開始，前涼統(tǒng)治者普遍采取禮遇士人、重視知識分子的政策。統(tǒng)治者積極實施振興文教的舉措，對民間學術(shù)文化活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社會注重文化教育的大環(huán)境之下，前涼時期，民間教育家和學者一批接一批地相繼出現(xiàn)，以民間講學授徒與著書立說為主要形式的文化學術(shù)活動十分活躍。民間學術(shù)文化活動與官方學術(shù)活動相得益彰，互相補充，形成了教育多元化的格局，共同推動了文化的繁榮發(fā)展。當時，隱居鄉(xiāng)里、傳道受業(yè)兼以著述的學者很多，宋纖便是其


宋纖天資聰慧，少年時即有遠大的志向，但他并沒有像家族其他子弟一樣馳中之一。馬試劍，研讀兵書，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即棄武從文，苦讀儒家經(jīng)典，刻苦求學。由于年代久遠，宋纖少年時求學的情況史籍沒有記載，但定然是勤奮有加，學而不厭。他為人低調(diào)，寧靜淡泊，不喜歡交結(jié)，不愿意生活在熙熙攘攘的世俗之中，而是選擇另外一種學方式，隱居于酒泉南山，“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


知識分子隱居不仕的現(xiàn)象，在當時普遍存在�！稌x書·隱逸傳》說：“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yǎng)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跡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大意是古代的明智之士耿直超俗，涵養(yǎng)他們自己浩然的素性，把聲跡隱藏在江海之上、塵囂之外，漱流枕石來激發(fā)自己的情操，臥眠于巢穴之地以藏匿自己的光彩，而用高明的謀劃來合乎自己的志向，斷絕俗塵使其心靈虛空。這段話其實就是當時的人們對于隱逸現(xiàn)象的理解和認知。先秦時期就存在的隱逸現(xiàn)象，歷經(jīng)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比之前增多了。從東漢末年到東晉時期，一系列的動亂戰(zhàn)爭，以及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知識分子在兵荒馬亂之下出仕日益不易的局面。那時，知識分子選擇退隱，這種潔身自好的行為還受到社會贊譽，儼然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因此，宋纖選擇隱居，自然也就讓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