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加伊多·加茲達諾夫于1903年12月6日出生于彼得堡的一個奧塞梯家庭。父親畢業(yè)于彼得堡林業(yè)大學，是1877-1878年俄土戰(zhàn)爭英雄薩格·加茲達諾夫之子，母親季卡·阿巴茨耶娃(Дика Абациева)也是奧塞梯社會活動家馬戈麥提·阿巴茨耶夫的孫女。二人成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加伊多。四歲以前，加茲達諾夫一直居住在圣彼得堡內閣大街7號(Кабинетская улица，即如今的真理大街)。后來他隨父母輾轉于西伯利亞、特維爾、波爾塔瓦以及哈爾科夫各省。1911年父親因風寒病逝于斯摩棱斯克，此時加茲丹諾夫年僅八歲，而在之后短短兩年的時間里，他的兩個妹妹也相繼夭亡，從此加茲達諾夫與母親相依為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俄羅斯的命運，也改變了加茲達諾夫個人的命運。經歷了兩年的革命風潮，十六歲的加茲達諾夫在1919年決定放棄學業(yè)，加入弗蘭格爾(П.Н.Врангель)的反布爾什維克志愿軍。在《克萊爾家的夜晚》中，主人公對祖父解釋說，參加內戰(zhàn)的動機并不是保衛(wèi)俄羅斯，因為白軍勢必會遭遇失敗。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離開家園，為了開始新的冒險生活。如加茲達諾夫所愿，新的生活開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接踵而至。在鐵甲列車上服役一年后，白軍大勢將去，弗蘭格爾的部隊由克里木半島撤往伊斯坦布爾，并駐扎在加里波利地區(qū)。自此，加茲達諾夫再也沒能回到俄國，也沒見過自己的母親。1921年，在父親舊友的幫助下，加茲達諾夫成功逃離軍營，進入伊斯坦布爾城內。在這里他遇見了自己的堂姐阿芙樂拉·加茲達諾娃，奧塞梯的首位芭蕾舞女演員。他的生活終于得以改善。1922年2月，在堂姐與其丈夫的幫助下，加茲達諾夫入讀專門為僑民青年開設的學校。1923年4月，加茲達諾夫就讀的中學由土耳其搬離至保加利亞的一個小城市舒門(Шумен)，加茲達諾夫在這里完成了中學教育，并結識了許多命運相似的伙伴，其中包括俄羅斯著名作家列·安德烈約夫的兒子瓦吉姆·安德烈約夫。

1923年11月，加茲達諾夫抵達巴黎。從1923年到1927年，加茲達諾夫一直流落于巴黎各個街區(qū)底層，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從碼頭搬運工、機車頭清洗工到汽車工廠的鉗工。他還當過法語與俄語家教，曾經有過一段流浪漢的生活，悲慘的時候只能夜宿地鐵站和地下通道。這樣的情況到1928年才得以改善。1928年，加茲達諾夫成為一名夜班的士司機。1930年在文學界的巨大成功并沒有徹底改善他的生活條件，他仍然做著夜班司機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至1931年，加茲達諾夫在索邦大學歷史語文系學習，主修文學史、經濟學與社會學。1932年6月2日，在奧索爾金(М. Осоргин)的介紹下，加茲達諾夫加入俄僑共濟會巴黎分會北方之星(Северная Звезда)，正式成為共濟會成員，1961年就任北方之星的共濟會大長老，履行共濟會職責直到1971年病逝。

加茲達諾夫的文學生涯起步于流亡時期。現今已知早的作品是1926年發(fā)表于布拉格雜志《自己的道路》(Своими путями)的短篇小說《未來旅館》(Гостиница грядущего)。而從1927年開始，加茲達諾夫的名字逐漸為僑民文學圈所熟知。1927年他發(fā)表了包括《關于三個不幸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трех неудачах)在內的一系列短篇小說。作品大多刊載于當時布拉格知名的僑民文學雜志《俄羅斯意志》(Воля России)。同年，在僑民年輕作家與詩人協(xié)會的活動上，加茲達諾夫分享了短篇小說《黑桃八協(xié)會》(Общество восьмерки пик)。1928年12月，加茲達諾夫正式加入巴黎俄羅斯僑民作家協(xié)會(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и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Париже)。1930年，他出版了部長篇小說，也是此后知名度的一部作品《克萊爾家的夜晚》。作品一經發(fā)表，就受到了許多知名作家的高度贊賞，其中就包括僑民文學圈內為重要的兩名批評家，弗·霍達謝維奇(В.Ходасевич)與格·阿達莫維奇(Г.Адамович)，以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伊萬·布寧(И.Бунин)。經由馬克·奧索爾金的引薦，加茲達諾夫將小說章節(jié)寄給了馬·高爾基(М.Горький)，二者有了次書信來往。高爾基對這部作品大加贊賞，并且在與奧索爾金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對加茲達諾夫的未來寄予厚望。1937年，布寧在貝爾格萊德接受當地報刊采訪時，特別指出西林(即弗·納博科夫)、加茲達諾夫與妮娜·別爾別洛娃(Н.Берберова)是年青一代作家中的典范。

此后，加茲達諾夫成為巴黎僑民文學界的焦點人物，作品受到廣泛關注，并受到極高贊譽。他與納博科夫成為少數可以在當時負盛名的文學雜志《現代紀事》(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上發(fā)表作品的年輕作家。他參加了由斯洛尼姆組織的文學活動小組游牧區(qū)(Кочевье)。在這里，加茲達諾夫不僅朗讀自己的作品，還積極參與當時的文學批評活動。由現今保存下來的材料來看，加茲達諾夫至少發(fā)表過關于瓦西里·羅扎諾夫(В.Розанов)、阿列克謝·列米佐夫(А.Ремизов)、伊萬·布寧與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В.Маяковский)等人的文學評論。1935年，加茲達諾夫得知還在蘇聯的母親病重，試圖返回蘇聯。1935年6月20日，加茲達諾夫寫信向高爾基求助。由于高爾基于1936年逝世，加茲達諾夫放棄了返回蘇聯的打算。后人在高爾基的書信材料中發(fā)現了當時給加茲達諾夫準備的回信，信中高爾基承諾提供一切必要幫助。

1936年加茲達諾夫在《現代紀事》上發(fā)表了文學評論《關于僑民文學年青一代》(О молодой 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文章引起軒然大波。在這篇文章中，加茲達諾夫直言年青一代僑民在文化上的無根性，他們面臨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境，并預言了年青一代僑民文學消亡的危機。這一觀點引發(fā)了僑民文學界大規(guī)模的爭論。當時，幾乎所有的主流僑民文學期刊都參與了此次討論。

同年，加茲達諾夫的個人生活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里維埃拉旅游度假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同樣來此度假的法伊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拉姆扎卡(Фа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Ламзака)。法伊娜出身于敖德薩的一個商人家庭。早在一戰(zhàn)爆發(fā)前，法伊娜就與一名軍官結婚。但是丈夫的粗魯無知、游手好閑、酗酒嗜賭給法伊娜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內戰(zhàn)期間，法伊娜一家離開俄羅斯，先后到達印度、意大利，終在法國定居。在這幾年里，夫妻之間矛盾愈加復雜，終法伊娜決定離開丈夫，獨自生活。在遇見加茲達諾夫之前，法伊娜的父母已經逝世，法伊娜本人成為一家公司的合伙人。1936年她來到里維埃拉，決定短暫休息一段時間，在海邊游泳時，碰見了加茲達諾夫。二人一見傾心。法伊娜當即決定隨加茲達諾夫回到巴黎。二人直到1953年才正式結婚(1953年法伊娜才得以與前夫簽訂離婚協(xié)議書)。

納粹占領巴黎期間，加茲達諾夫夫婦并沒有撤離巴黎，而是選擇在巴黎展開地下反抗活動。他們藏匿猶太人并安排他們從占領區(qū)撤離，其中就包括他的好朋友馬克·斯洛尼姆(М. Слоним)。1942年加茲達諾夫加入法國地下抵抗組織，解救蘇聯俘虜，并加入了由他們組建的游擊隊，這是加茲達諾夫次接觸蘇聯同胞。加茲達諾夫長期在地下雜志社工作，負責編寫與分發(fā)抗戰(zhàn)宣傳資料，他的妻子則作為地下聯絡員，積極參與抗戰(zhàn)活動。相關的經歷后來都被加茲達諾夫寫入了他的法語回憶錄作品《在法國的土地上》(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земле)。1947年加茲達諾夫夫婦獲得法國國籍。從1953年開始，加茲達諾夫前往慕尼黑，開始在自由廣播電臺工作(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負責俄羅斯文學文化方向的節(jié)目。兩年之后，加茲達諾夫升任新聞總編輯，1959年調任巴黎分部編輯，1967年返回慕尼黑工作。在電臺工作期間，加茲達諾夫化名格里高利·切爾卡索夫(Георгий Черкасов)，主持了包括《作家筆記》《書本世界》等多檔節(jié)目，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語音資料。

1970年加茲達諾夫被診斷為肺癌，并于1971年12月5日在慕尼黑病逝，享年68歲，厚葬于巴黎的圣熱納維耶芙(Сент�钵ě支擐支缨瞌支营钵乍知钵ⅶ濮�)名人公墓。

加茲達諾夫作為俄羅斯域外文學浪潮中的重要作家長期不為蘇聯境內的同胞所知。一直到1995年，隨著大規(guī)模的域外文學作品進入俄羅斯，歷史的風塵才被撥開。被遺忘的加茲達諾夫終于返回了故土，他的文字與思想逐漸為俄羅斯讀者所熟知。時至今日，加茲達諾夫已經成為與納博科夫、波普拉夫斯基比肩的經典僑民作家，并成為大批俄羅斯文學研究者關注的對象。

加茲達諾夫的創(chuàng)作以細膩逼真的心理素描和意識流的語言風格著稱，在1930年發(fā)表《克萊爾家的夜晚》后，域外文學界立馬贊其為俄國的普魯斯特。但加茲達諾夫本人否認普魯斯特對其早期創(chuàng)作的影響。他曾公開表示過，在1930年之前，他未曾讀過《追憶似水年華》。只有在自己的小說出版后，他才在圖書館里借閱了這本巨作，并對他們風格上的接近感到驚訝。但無論這段逸聞是否真實，加茲達諾夫的意識流寫作與借此實現的人稱抒情敘事都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廣為后人所效仿。加茲達諾夫的這一創(chuàng)作特點，即還原角色的經驗意識流動，深刻表現人物自然真實的豐富內心世界，正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與僑民獨特歷史境遇相逢的結果，延續(xù)了自俄國白銀時代以來，將個體性、個體價值視為存在中心的美學原則。

加茲達諾夫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深刻的存在主義世界觀。作家時刻關心著一個終極的命題：人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么？20世紀初的西方社會籠罩在一種世紀末的災難氛圍中，在各種巨大的災難面前，在完全偶然性的、荒誕的命運之中，人感到自己的弱小與無力，進一步地懷疑自己的存在是否合理，是否也僅僅是一個隨機偶然的事件？加茲達諾夫正是通過藝術的手段試圖解答這樣的問題，在傳統(tǒng)人道主義價值體系崩壞的情況下，為人的存在重新尋找根基。早期的加茲達諾夫將目光投向藝術創(chuàng)作本身，寄希望于虛構創(chuàng)造能超越荒誕現實。比如，憑借記憶所構建的藝術世界可以令個體遠離虛無殘酷的現實。但這樣的理想主義美學勢必引起個體內心的封閉，甚至讓人疏離現實，遁入空虛的慰藉之中。很快地，加茲達諾夫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思想的危險，并在其創(chuàng)作中展開了自我批判。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加茲達諾夫將目光轉向了人在生活里的自足意義，肯定了鮮活的經驗生活進程本身就是價值的源頭，而非實現某個目標的手段。由此，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不應該追求與外界的價值評估的一致，恰恰相反，其自身所抉擇、所創(chuàng)造的人生就是一種獨一無二價值的實現。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提出的存在主義宣言存在先于本質，在加茲達諾夫的一系列創(chuàng)作中都獲得了極高價值的藝術性闡釋。

以上兩點在小說《克萊爾家的夜晚》中有著明顯的表現。

1929年的冬天，年僅二十六歲的加茲達諾夫終于完成了《克萊爾家的夜晚》。這部作品敲開了《當代紀事》的大門，加茲達諾夫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各大僑民雜志的文學評論區(qū)里。蒲寧、梅列日科夫斯基、阿達莫維奇、霍達謝維奇、斯洛尼姆、奧索爾金、扎伊采夫、奧祖普……光是列舉一下同時代的評論者，就足以說明這部作品在當時的影響力之大。

初讀《克萊爾家的夜晚》，大多數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小說無論從體裁還是內容上都極具創(chuàng)新感與實驗性。小說采用人稱敘事，敘事者我，沃洛佳·索謝多夫(Володя Соседов)，是一名流落巴黎的俄羅斯僑民。在經歷了俄國革命，1918-1921年俄國內戰(zhàn)等一系列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后，我終于在巴黎遇見了從少年時起就一見傾心的克萊爾。在她丈夫出差時，我以照顧生病的克萊爾為由，得到了與她親近的機會。實際上，這一部分僅僅占了小說不到十分之一的內容，它成為小說的層敘事框架。而作品真正的主題是從敘事者我的回憶開始：我躺在克萊爾身邊，久久不能入睡，看著她赤裸的身體，這一刻我意識到，十年之久，我的夢想終于實現�？稍趯崿F之后，我卻發(fā)覺，它是這么枯燥干癟，一種空虛與無力讓我無法面對現實。加茲達諾夫特意選取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詩句為題記：我的一生只為/與你忠實的約會，這正是呼應了小說主人公此時的失望。普希金的詩句取自女主人公達吉雅娜寫給奧涅金的情書，但達吉雅娜心中的奧涅金卻是摻雜著浪漫主義幻想的虛構形象，它與真實的奧涅金相去甚遠，所以達吉雅娜后的失望也在所難免。此處的敘事者我所經歷的無非也是類似的情況，于是抒情主人公讓意識轉向自我深處，轉向一個永恒的記憶王國。

我開始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從此處開始，小說進入了第二層敘事框架，這一層敘事正是以我的回憶為主要內容展開。然而，為有趣的是，第二層敘事的時間并非線性的，而是一種有規(guī)則的零散式敘事。打個不確切的比方，這一敘事的手段類似于用以測試色盲、色弱的圖片。敘事者的每一段記憶都好比一個有色彩的小圓點。近距觀看時，這些都只是分布隨意、沒有規(guī)則而色彩斑斕的馬賽克，可是一旦拉開距離，就能看出有意義的數字與圖片來。

在《克萊爾家的夜晚》中，分別存在四組這樣的色盲圖，上面表現著敘事者的童年少年求學高加索生活與 青年參軍四段經歷，于是回憶的內容從整體層次來看，具有了時間上的連貫性，但是一旦深入到其中的某一段，讀者就會發(fā)現，作者完全是以非線性的方式在時間點之間來回跳躍。作者往往可以因為一個聲音、一種顏色、一個名字、一種感受無限地延伸到一段又一段的記憶中，沒有終止，不受時間不可逆流的法則影響。比如，從紅色到母親的裙子，從母親的裙子到擁抱的溫暖，從溫暖到木頭的觸感，從木頭到聽見鋸木的聲音，從鋸木的聲音到空中木屑的味道，這樣的回憶之環(huán)不斷延伸，構成了作品的真正主體時間與記憶，讀者仿似完全迷失在回憶的濃霧之中，時間化作氣息，環(huán)繞左右，一呼一吸之間就是流轉的光陰。

實際上，加茲達諾夫想要在作品中表現出的時間感受極其接近于柏格森提出的綿延感。柏格森認為，時間本質上是不能被刻度化的，因為它如同人的情緒，像音樂一樣綿延不斷地存在，并且相互滲透。加茲達諾夫在《克萊爾家的夜晚》中試圖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綿延而相互滲透的時間感，準確來說，是恢復時間本來的面貌。對于加茲達諾夫來說，時間即旋律，時間即情緒，沒有起始，沒有終點，自然而然，也沒有所謂方向，只有不斷的流動。過去、現在與未來只不過是一種頑固的幻象罷了。

加茲達諾夫這一代人經歷了西方思想界與現實世界的雙重動蕩變化，對世界的穩(wěn)定性產生了懷疑，對人在荒誕世界里的價值產生懷疑，終讓存在主義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成為西方的思想主流。這一思潮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體現之一就是以創(chuàng)造來克服荒誕，以追溯來超越現實，創(chuàng)作者往往以藝術世界里的全能創(chuàng)世者自居。俄羅斯域外文學20年代回憶錄、自傳體的大批涌現與這一點不無關系。而《克萊爾家的夜晚》可以說是此類作品的典型。小說中的克萊爾具有象征意義�？巳R爾在法語中意味著光明，她象征著主人公我在現實世界中所依賴的希望。正是與克萊爾再次相見這個愿望支撐著我經歷這波折而痛苦的十年�？墒窃趯崿F這一夢想的一瞬間，我感受到了惡心、庸俗與窒息。原來，這夢想是如此干涸而無趣，并沒有帶來我所希望的生命的救贖。主人公對現實何其失望！而也正是因此，在小說的結尾處，主人公永久地留在了回憶之中。小說的后一句話是主人公回憶自己遠離俄羅斯時的情景。我乘坐離開俄羅斯的輪船，駛向另一端的伊斯坦布爾，遠處的鐘聲透過迷霧傳來，我幻想著再次看見克萊爾。作者選擇在這里結束小說，也就意味著選擇不再回到現實，而是希望通過藝術的創(chuàng)作，通過這一藝術的世界得到救贖。

小說中的主人公還表現出對一切大歷史層面敘事的懷疑與不信任，對諸如真理正義等概念的重新闡釋。小說中維達利舅舅給予主人公的人生忠告頗有后現代真理缺席的意味：在不久的將來你一定會目睹許多丑陋和卑鄙。你會看見人被殺死，被吊死，被槍斃。這一切都屢見不鮮，不甚重要，甚至毫無新意。但這是我給你的忠告：永遠不要做一個篤定的人，不要得出任何結論，不要下論斷，盡量讓自己保持簡單。要記住，這個世界上的幸福認為自己對周圍的生活有所理解。但是你卻沒有意識到你僅僅是表面上理解了生活；過了一段時間以后，回首之時，你又會發(fā)現當時的自己錯得多么離譜。而再過個一兩年，你就會確信前一次的反思也只不過是錯上加錯。你會不斷地發(fā)覺自己的錯誤，沒有止境。不過這也是生活中重要、有趣的部分。

小說中屢屢出現關于死亡的場景描寫與對死亡的深刻思考。死亡作為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命題是加茲達諾夫數十年創(chuàng)作的關注重點。正是死亡，這波德萊爾口中開往彼岸的老船長，納博科夫筆下時間的終結，令人在塵世間的任何所得失去價值，進而令個體思考其存在的終極意義。加茲達諾夫的《克萊爾家的夜晚》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一次對死亡的人類學實驗觀察。敘事者試圖從各種各樣的死亡中探尋這一終極命題的答案，盡管在小說的結尾處，主人公似乎還是沒有回答出這一難題，但是身處文本之外，作為讀者的我們或許已經在不經意間領略了答案：《克萊爾家的夜晚》，這一永恒的藝術品本身，不就是超越了時間與空間限制、克服了死亡的好例證嗎？而這部小說的本質難道不就是作家那寶貴記憶所織就的藝術世界嗎？這不正是加茲達諾夫給予我們的答案嗎？

加茲達諾夫的任何一部作品在國內都尚未得到譯介，即便在國內俄語文學界也僅為少數專攻域外文學的學者所熟知�，F如今，隨著中俄兩國文化的廣泛交流，俄羅斯20世紀域外文學的作品已經越來越多地進入普通讀者的視野中。故希望通過介紹加茲達諾夫的成名作《克萊爾家的夜晚》，令廣大的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們了解這位流亡海外并被遺忘多年的優(yōu)秀作家。透過加茲達諾夫的創(chuàng)作，讀者們可以認識到俄羅斯20世紀的文學具有何其多樣的現代性面孔。俄羅斯20世紀的經典文學不只有《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yī)生》《大師與瑪格麗特》，還有眾多流亡者的寶貴作品。也許終，一切真如流亡巴黎的女詩人季·吉皮烏斯所說，мы не в изгнании�钵蕨� в послании(我們不是被驅逐，而是被派遣)，俄僑作家們努力保存下來的俄羅斯文化遺產將重赴這場遲到的約會，在與我們一次次的相遇中展露真容。

2021年3月22日于神仙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