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本書的主旨是研究明季士大夫的殉國情況及明清之際士大夫對殉國者的意見和評價。

一、本書的研究范圍

在進入正題之前，讓我們對明季明清之際士大夫殉國等詞稍做解釋，以確定本書的研究范圍。

自從明亡以后，明季一詞就廣泛為人使用。如在謝國楨(19011982)《增訂晚明史籍考》所記載的書籍中，就有六十三種書名含明季。但是，明季所包括的年份，并沒有一個固定的說法。例如，顧炎武(16131682)的《明季實錄》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北京陷落至福王(朱由崧，16071646，16441645在位)登基情形。計六奇(16221687)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合計萬歷二十三年(1595)至永歷十四年(即順治十七年，1660)的事跡。鄒漪的《明季遺聞》則記崇禎二年(1629)四月至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的史事。因此，我們對明季的年限，可以靈活處理，由于本書研究當時士大夫的殉國，所以明季指崇禎一朝(16281644)及南明時期(16441662)。

明清之際一詞，不及明季普及。此詞在什么時候出現(xiàn)，不可確考。張元濟(18671959)《涵芬樓原存善本書目》中有《明清之際名人傳》抄本一種。謝國楨在1934年又出版了《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雖然他未為明清之際一詞下定義，但書中包括的年代為萬歷時代(15731620)崇禎朝南明三朝及清初順治(16441661)、康熙(16611722)間。其后，王漪著有《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一書，講述的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情況。李亞寧的《明清之際的科學、文化與社會》雖亦未為明清之際一詞定一界說，但從其書的副題，可知指的是十七、十八世紀。然而，為此書作序的蕭萐父則認為明清之際是指從明嘉靖、萬歷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即公元十六世紀中至十九世紀初。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明清之際一詞等同于英文中所謂the dynastic transition from Ming to Ching或the Ming-Ching transition，有關年限的說法就更多。不過，由于本書所探討的是明清之際士大夫對明季殉國者的意見和評價，所以亦相應地以崇禎朝作為明清之際的開端，而以明清之際概括崇禎至康熙近百年的時間，其中包括與順治朝并存的南明時代。至于選擇康熙朝作為結束的原因，是因為到了康熙晚年，討論殉國問題的風氣已趨于平淡。

有了上述的界定后，本書所謂的明季士大夫乃指生活在崇禎朝和南明各朝的士大夫；至于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則泛指明季士大夫和清朝順治、康熙兩代的士大夫�；�于這種關系，在明清之際為清朝殉國的士大夫，不在本書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

關于士大夫一詞的定義，近人做過不少研究，這里不擬重復。本書采用此詞的通義，指一切已出仕和未出仕的讀書人，前者包括各級在任、停職及致仕等官員；后者包括已取得進士銜而仍未授職的士人、其他具有科舉銜頭的士人(如舉人、生員)、國子監(jiān)和地方庠序的學生，以及一般布衣之士。僧、道等方外之人則不包括在內(nèi)。

殉國一詞雖不一定含犧牲生命的意思，但本書采用眾所共喻的說法，指遇到國難時為了國家或國君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不過，過往多以此詞作為褒語，例如，曹植(192232)便說：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于鼎鐘，名稱垂于竹帛。

然而，本書把殉國當成一個中性詞語，應用的時候不含標榜的意思。換言之，所謂殉國，僅指遇到國難時，為了國家或國君而犧牲自己的生命。至于殉國有沒有意義，則因人而異，而本書大致分殉國者為兩類型，即積極進取與消極退縮(參看第八章第二節(jié))。其次，殉國是指有所為而死的行為，不兼指在戰(zhàn)亂中不幸遇難而死。況且明清之際的人已清楚指出這個準則(參看第二章節(jié)及第七章第三節(jié)之二)，所以不容混淆。

當然，除殉國外，尚有其他同義詞可供采用。如《中文大辭典》就有殉身殉節(jié)殉難等等，但它們似乎都不及殉國一詞般合適本書的需要。例如，殉身只言犧牲生命，不必專用于為國而死；殉節(jié)指守節(jié)不屈辱而死，但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已指出當時的殉國者不必有死節(jié)(參看第五章第六節(jié))。至于殉難雖亦指以生命殉國家之難，而據(jù)《中文大辭典》所引《六部成語·兵部》，殉難是指身死于賊，為國盡忠�？墒�，不少明季殉國者是自殺而死的(散見第三章至第八章)，不合上述定義。基于以上原因，除了個別例外(參看第三章第二節(jié))，本書不擬采用殉身殉節(jié)殉難等詞。

二、殉國觀念的源流

人臣應該殉國(不論是為君而死或為國而死)的觀念，在春秋(前770前476)時已經(jīng)形成。就為君而死言，如晏嬰(？前500)便說：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范蠡亦有主憂臣勞，主辱臣死之說。兩說的性質雖有差異，但同系針對人臣對君主的道德責任而立論。換言之，人臣有為君而死的義務。就為國而死言，后來《禮記·檀弓上》所謂：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就是按國家與臣子的關系來說。然而，不論是為君抑或為國，作為一個君子，必須臨難毋茍免。

但是，當時對茍免者苛責不深。例如，晉公族大夫韓厥因年紀老邁，想命長子韓無忌受事于朝，但韓無忌堅決推辭，原因是：(晉)厲公(姬壽曼，？前573，前580前573在位)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既然他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所以不敢辱君朝以忝韓宗�？墒牵瑫x悼公(姬周，前586前558，前572前558在位)知道韓無忌請辭的理由后，卻說：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于是使韓無忌執(zhí)掌公族大夫。由此可見，殉國的觀念雖在春秋時代已形成，卻不是衡量人臣的標準。

忠臣應殉國的觀念，到宋代趨于熾熱。如宋初有《忠經(jīng)》面世，強調忠之常道在于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隆直辭，臨難死節(jié)。又如歐陽修(10071072)編撰《新五代史》以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統(tǒng)治秩序，為了表彰殉國者，還創(chuàng)立《死節(jié)傳》和《死事傳》。其后理學的盛行，更加鞏固了三綱五常的思想，使得君為臣綱的觀念無限膨脹，人臣應該殉國的觀念自然更為流行。

明朝永樂(14031424)年間，朝廷纂修《五經(jīng)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詔頒天下，統(tǒng)一思想，使得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朱(朱熹，11301200)理學取得獨尊的地位。從此，朱學思想成為教育的內(nèi)容。于是，在社會上和家庭里，朱學思想的影響到處存在；即使在藝術方面，如戲曲、小說、彈詞，也染有朱學思想的色彩。結果，忠孝節(jié)義的思想，上至官員，下至販夫走卒，都受到感染。

本來，王守仁(14721529)提倡人人皆有良知及人人皆可為堯舜的學說，成為倫理綱常的違戾。自從王學流行以后，出現(xiàn)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的現(xiàn)象。而他的弟子王艮(14831541)更提出明哲保身的安身說及待價而沽的尊身說，為明清之際的變節(jié)者開一臨難茍免之隙。然而，王門后學在明末已對臨難茍免的思想加以批評；而王學對個人人格地位的提升，亦產(chǎn)生與上述現(xiàn)象對立的影響。例如，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便認為宋明理學的盛行，使得受教育的上層分子產(chǎn)生了新儒家個人主義。他們只專注自己，不再以服務百姓或闡揚真道為職志，其中有些人從自我犧牲的殉難行為，成就他們的英雄事跡，從而自得其樂。

這樣，在忠孝思想和個人主義的相互影響下，明季部分上品的儒者，便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了。

此外，南明政府表彰死節(jié)，可能亦引起鼓舞士大夫殉國的作用。如大仆寺卿監(jiān)軍御史陳潛夫(16101647)感到浙東、西多節(jié)烈，因此在隆武元年十二月(1646年初)上疏說：

自來人心解攜，望風迎降，皆由讀書不深，未解忠孝二字。每一念及，發(fā)上指冠，乃有投繯絕粒，沉疴號血，視死如歸，與日月爭光，凜凜不磨，是其學術端正，亦祖宗培養(yǎng)之所貽也。主上(唐王朱聿鍵，16021646)奮起中興，首當褒崇殉難諸臣，以鼓忠義……不獨慰忠魂九原，義激起者當益眾矣。

陳潛夫顯然看出了表彰死節(jié)的作用。

三、明季士大夫面臨的抉擇

有人認為，明祚即覆，忠臣義士的結局，不外三種：殉國、起義、歸隱。這種劃分方法不夠精確，因為起義本身并不是一個結局；如果忠臣義士在起義失敗以后仍生存，他們?nèi)皂氝x擇殉國或是歸隱。

其實，明季士大夫所面臨的是一連串的抉擇。他們先必須選擇的，自然是生存或死亡，亦即殉國或不殉國。明季士大夫殉國，不始于明代覆亡以后，因為在明代末年，在流寇和清軍交侵之下，不少士大夫在城陷或被俘的時候，便要做出抉擇。殉國者死后固然一了百了，而不殉國者隨即面對反抗或不反抗的抉擇。不反抗者在新朝統(tǒng)治下，固須在出處之間，做出取舍；而反抗者在失敗之后，便再一次面臨生存(不殉國)或死亡(殉國)的抉擇。如果他們也愿意在清朝統(tǒng)治下生活，他們就須在出處之間做出后的抉擇。

由此可見，明季士大夫面臨的抉擇是一個接著一個的，而以生與死作為開端。當他們在生與死之間做出抉擇后，才產(chǎn)生出殉國、起義、歸隱甚或仕敵的取向。其次，不少士大夫可能經(jīng)歷過多次生與死的抉擇。例如，從以下各章中，我們會發(fā)覺甲申(崇禎十七年，即順治元年)之變、乙酉(弘光元年，即順治二年，1645)之變及清廷頒行的薙發(fā)令的相繼發(fā)生，使得不少士大夫一而再、再而三考慮須否殉國。

自序

1987至1988年間，我有幸獲得機會，在哈佛大學從事學術研究一年。研究的題目是清初漢族士大夫在外族統(tǒng)治下的意識形態(tài)。由于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其他美東大學圖書館庋藏明末清初的文集和史籍相當豐贍，我聽從韋慶遠教授的意見，集中精力于翻閱書籍、摘錄和復制資料，擬定返港以后才進行著作。

可是，回港以后，遇到了人事的糾纏，使我感到莫大的悲憤。在沉重的心情之下，我整整兩年埋首于修訂舊作與考證饾饤的問題，不愿意去接觸思辨性強的課題。上述的著作計劃便束之高閣了。

1990年秋季，因為有同事離職的緣故，由我接手教授明末至乾嘉的學術思想史。翌年，又因課程改變，進而教授宋代至清代的學術思想史。無論是哪一門課程，漢族士大夫對明亡清興所做的反省，都在講授之列。于是我才整理在美國搜集得到的材料，并且在教學之余，展開從前擬定的著作計劃。

由于我相信明清之際的士大夫面臨著一連串的抉擇，而他們在入清以后對仕或隱的決定與他們在國亡之時生與死(即殉國與不殉國)的抉擇有密切關系，所以希望先行處理他們對生與死的抉擇問題。在我初的構思中，生與死的抉擇只占全書的一章。但是，慶遠教授認為這個問題很有意義，鼓勵我多做研究，加之我手上的材料亦不少，于是一發(fā)而不可收。從1992年4月至12月，一口氣寫了幾篇關于明季士大夫殉國的文章。當時，我打算將它們合為一部論文集。不過，內(nèi)子詠聰建議我把它們擴充為一部首尾銜接，有章有節(jié)的專著。詠聰偶與陳學霖教授談及這事，學霖教授亦認為一部專著比一部論文集有價值。這樣，在他們的勉勵之下，我便以幾篇論文為基礎，重新撰著。終于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一書。

此書撰寫期間，上述幾篇文章陸續(xù)刊出。每一篇文章刊行以后，蒙柳存仁教授撥冗賜教，匡正文中疏謬，使我撰書之時，獲益良多。詠聰與我蟄居無間，又不屑自費刊印著作，所以這部書完成后，頗為出版而傷腦筋。幸蒙馬幼垣教授指引，我便把書稿寄呈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評審。評審以后，承總編輯林載爵教授雅愛，應允出版。由于評審的時間不短，我固然心急如焚，幼垣教授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多次賜函垂詢評審的消息。王汎森兄素來關心拙書的出版，今次亦兩番來信，告示近日臺灣出版界的審書制度，著我耐心等候。以上老師和前輩的獎勵提攜，以及摯友的高誼隆情，令我感佩不已，謹此申謝。

我應該多謝詠聰在本書撰寫及評審期間的支持。事實上，我在婚后的著作，都先由她閱讀，然后才寫定。同時，她對學術有理想和熱忱，樂見丈夫勤于著作。因此在我寫書期間，給我的照料比平日尤多。所以，本書能夠順利完成，她的功勞不少。

后，我必須感謝母親文蘭瑛女士。母親貞勤慈惠，不但持家有道，而且教子有方。她除了是我的慈母，亦是我尊敬的老師和摯愛的朋友。她對我的養(yǎng)育、教導和關懷，仿如三春之暉，豈是我所能回報！今年適逢她的七十壽辰，謹以此書奉獻給她，聊表我的寸心而已。

1994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