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法律史研究，既需要在學術研究上具有史學與法學的雙重知識結構，也需要在學術生涯中兼具史學家、法學家的雙重學術品格：濃郁的學術情懷，堅定的社會責任。沒有濃郁的學術情懷，沒有厚重的文化底蘊，沒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學術韌勁，對于法制史的研究難以深入；沒有堅定的社會責任感，沒有對于國家、民族、社會鞠躬盡瘁的赤子之心，在法學研究方面，也難以形成有助于法制進步、國家發(fā)展的優(yōu)秀學術成果。在這一方面，張晉藩先生身體力行，給我們做出了表率。
張晉藩先生在學術生涯中保持著史學家濃郁的學術情懷與法學家堅定的社會責任，集中體現(xiàn)在關于構建中國古代法律體系、重塑中華法系兩大學術貢獻上。構建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是張先生在其學術生涯中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術界在中國法制史研究方面，采納蘇聯(lián)學術界關于國家與法權歷史的理論體系。這一體系有其理論上的優(yōu)長，但也有重大不足，特別是較少關注對于法律內部結構、內在規(guī)律、內在特征的分析與研究，忽視對于中國古代法律鮮明的民族特征、獨特的社會作用的探討。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以張晉藩先生為代表的一代學者，勇于開拓，善于思考，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構建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早期標志性成果是先生主持編寫的《中國法制史（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全國高等學校法學統(tǒng)編教材《中國法制史》（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這兩部教材關于古代法律體系的構建實現(xiàn)了兩大回歸：回歸中國，回歸法律；緊扣中國古代國情，緊扣中國古代法律理論、法律制度、法律實踐，全面分析中國古代法律發(fā)生、發(fā)展的規(guī)律及其特征。90年代先生出版《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主持編寫并任總主編的《中國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以此為標志，關于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研究走向成熟，并達到新的高度。
對于古代法律體系的研究，張晉藩先生從不固步自封，從不自我滿足。先生常說，希望你們后學晚生，能夠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不斷研究，勇于探索，以取得新的成就。
在學術研究方面，張晉藩先生還展現(xiàn)出一名杰出法學家所具有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先生的研究既專注于書齋，又不限于書齋。先生歷來主張，中國法制史學研究的是歷史，而面對的是現(xiàn)實；中國法制史學生命力之一，在于為現(xiàn)實的法治建設提供歷史的借鑒。中華法系問題，特別是中華法系的起源、發(fā)展、特點等問題，是中國法制史研究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也是中國法制史研究宏大的學術戰(zhàn)略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先生給予了長期的關注，并做出卓越貢獻。1980年，先生在《法學研究》上發(fā)表《中華法系特點探源》一文。此后，先生出版、發(fā)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對于中華法系的形成背景、主體內容、發(fā)展規(guī)律、基本特征、社會作用等，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分析與闡發(fā)。
對于中華法系的研究，張晉藩先生不是簡單地就歷史談歷史，而是關注民族復興與中華法系重塑的關系。世紀之交，先生先后發(fā)表《重塑中華法系的幾點思考》《重塑中華法系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論文。先生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是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在中華文化復興中，法文化又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法律傳統(tǒng)，深深扎根于特定的中國國情文化，才能建立符合中國發(fā)展需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