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給陳岸汀博士定這篇博士論文的選題，是基于她的“雙專業(yè)”結構特點——音樂史學和琵琶演奏兩個專業(yè)的素養(yǎng)、經(jīng)驗和知識儲備。作為指導教師，我要求她在這個選題的研究上，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優(yōu)勢，不僅要出新意，還要有所創(chuàng)新�，F(xiàn)在看來，這個要求她做到了。
　　從事音樂史學研究的學者，其學科素養(yǎng)或智力結構，可以是跨域、多元綜合的。其中，涉及樂器史的研究，最好具有一定程度的樂器演奏經(jīng)驗和能力。其實，音樂演奏能力，除了演奏技能本身，還包括直接影響演奏狀態(tài)和效果的演奏心理甚至思維能力，以及善于認識、總結樂器演奏方式與特點、經(jīng)驗與規(guī)律的認知能力。這是因為，音樂演奏并非僅靠純粹的技能就能完成。對樂器及樂器演奏的認識，如果進入到歷史研究語境，恰恰需要具有這方面的綜合能力、修養(yǎng)和學識。實際上，具備這種綜合能力的音樂史家并不多見。并且，對專業(yè)演奏能力的體悟與認識，特別是從事樂器史或器樂藝術史的研究，僅有一般的或者說曾經(jīng)的音樂演奏經(jīng)驗，其實是不夠的。這方面的心得、經(jīng)驗與體悟，自有深淺之別。更不用說，接受過音樂學訓練，對音樂演奏有較深體驗和感悟的學者，對演奏理論的探討和認識，肯定會勝于一般的演奏家。因此，當一位在演奏和理論兩個領域都接受過專業(yè)訓練的學生，在這樣一項特殊研究中能夠發(fā)揮出自己的“雙專業(yè)”優(yōu)勢，是一定會有收獲的。這既是我最早定下這個選題時的自信，也是陳岸汀博士為何能在這項研究中，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所得，都能夠超越前人、有所創(chuàng)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陳岸汀的這項研究，集中就漢唐琵琶的型制與構成、演變與分型、樂器類型特征的名實關系與概念界定、樂器的審美與人文存在等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并且在廣闊的歷史時空與文化背景中去梳理、分析漢唐琵琶的“華化”與“分型”問題。全書雖然在文字表述上仍有修訂的余地，但就其整體而言，卻可見其史料基礎的厚實；書中所論，可謂言有所依、事有所析、論有新意、文有所立，為中國琵琶史的研究，提供有不少學術含量較高、頗有價值的認識成果，推動了這個專題史領域的研究。
　　對于古代樂器的研究，無論是面對音樂文物還是音樂文獻的研究，都要“見人、見物、見心靈”①。樂器史或器樂藝術史的研究，無論是微觀、宏觀還是宏微結合的研究，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視角甚至要求，就很難對歷史上的音樂文化現(xiàn)象有較為深入的認識。陳岸汀在琵琶史研究中，從“人器關系”來研究漢唐琵琶，實際上是在樂器史研究中，視樂器的存在實為人的存在，在構成“人器關系”的諸種關系中展開論述，就此理論模式的提出而言，已經(jīng)屬于樂器史研究具基礎理論意義的學理建構。對“人器關系”的探討，必然涉及樂器形態(tài)、演奏技能、參與行為、文化觀念、審美意識等各個方面。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器關系”整體呈現(xiàn)的多線、多層和多向的輻射和展開，也可以看到從多種視角、方向、層面向問題核心的聚焦和總結。
　　作者在本書中，首次在中國古代音樂史領域的樂器史專題研究中，運用樂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以260余幅與漢唐琵琶研究相關的圖像為依據(jù)，以較為全面的文獻梳理與解讀為基礎，建立了一套適用于漢唐琵琶類型特征研究的模板樣式進行研究。其作用并非僅限于根據(jù)某種樂器類型，判斷其屬于哪個歷史階段或特定時期，而是主要將其用于漢唐琵琶研究中的有序分類、類型界定、型制比較，甚至從演奏的角度，分析“人器關系”中樂器類型與技能運用的關系。與此相關，作者在書稿中，首次對漢唐琵琶的類型特征及其分型，提出了規(guī)范的、也是基礎性的分類方式，為這個領域的學術研究，從認知上提供了具有一定規(guī)范性的琵琶類型概念系統(tǒng)。例如，作者在琵琶類型特征研究及必然涉及的琵琶類型樣式描述中，將琵琶的共鳴箱體、柄頸、共鳴箱和柄頸的關系這三種要素，作為辨識漢唐琵琶多種類型特征與分型的基礎，甚至將琴項和弦數(shù)的變化也列入這種辨識之中。由此，研究中無論觀點有何不同，都可以在類型特征描述較為客觀、共識性較強的概念系統(tǒng)中討論問題，求同存異。
　　作者在琵琶發(fā)展歷史空間與人文空間的交織中，不是簡單地將漢唐琵琶視為外來樂器來談漢唐琵琶的類型特征、人文存在等問題，而是以阮咸類琵琶和梨形琵琶這“兩系琵琶”的客觀存在與歷史發(fā)展為兩大基本線索，以漢魏西晉、東晉南北朝、隋唐為三個階段、以南北朝與中唐為兩個發(fā)展的重要節(jié)點，提煉出“兩個節(jié)點三個階段”的發(fā)展特點，展開其整體論述。作者指出，漢魏西晉時期，阮咸琵琶作為“中國琵琶”完成了從創(chuàng)制到文化歸屬的定位；東晉南北朝時期，“兩系琵琶”在不同程度上出現(xiàn)多種分型變體，“兩系琵琶”的中原樣式再次得到新的整合，形成有寬體共鳴箱體配合更大的撥子、雙腿承重的方式進行演奏；中唐時期作為琵琶發(fā)展一個重要歷史節(jié)點，其意義在于“琵琶”與“阮咸”名實指向的轉向和文化身份的再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