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說明

《三國演義》既是中國四大古典小說名著之一，又在我國小說史上起過開創(chuàng)性作用：它不僅是我國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而且是由文言小說過渡到白話小說、短篇平話小說過渡到長篇章回小說的橋梁�？梢栽O想，如果沒有《三國演義》，我國長篇小說和歷史演義小說的產(chǎn)生可能要推遲若干年。僅憑這一點，它在我國小說史上的地位就是不可動搖的。不僅如此，它更避免了一般開創(chuàng)者所難免的幼稚與粗糙，以精品的面貌展現(xiàn)于世人，達到了我國小說的最高水平，與后來產(chǎn)生的《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并駕齊驅，成為我國古代小說的典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還應該指出的是，《三國演義》還開辟了一條熔歷史與民間傳說于一爐、集民間藝人與文人智慧于一體、內容則亦實亦虛的創(chuàng)作道路，成為后來的歷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俠義公案小說乃至神魔小說效法的楷模。無怪乎它不僅是我國的文學名著，而且突破國界，成為世界文學名著。

限于篇幅，這里對《三國演義》的價值不再贅述。下面僅對校注中的幾個問題略作說明。

一、作者問題

《三國演義》的作者本來不成問題，學界一致認定羅貫中就是它的作者。其根據(jù)除了明、清文人筆記記載之外，更有直接證據(jù)：現(xiàn)存《三國演義》較早的明代刊本均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前一句標明了小說《三國演義》的創(chuàng)作根據(jù)，即取材于陳壽的史書《三國志》。陳壽是晉代人，爵封平陽侯，故稱“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即指陳壽所著史書《三國志》。后一句標明了《三國演義》的作者為“羅本貫中”，即姓羅名本，字貫中。“編次”相當于今之“著”或“撰”，只是古人謙虛，以為其小說并非完全創(chuàng)作，而是取材于前人的著作，因而謙稱“編次”。考慮到封建統(tǒng)治者和封建文人對小說極為蔑視乃至仇視，以至于小說作者不敢或不屑在作品上署其真名或僅署化名的情況，而羅貫中卻敢于直署其真名實姓，足見其蔑視正統(tǒng)的文學觀念，并對其所著《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充滿自信，這更增加了《三國演義》是羅貫中所著的可信度。

然而近年來有人對羅貫中《三國演義》的著作權提出了質疑。認為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而《三國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因而羅貫中不可能是它的作者；有些刊本題“羅本貫中編次”云云，全是書商所為。它應該是從宋代至明中葉這五百年間民間藝人們的集體創(chuàng)作，總其成者則是明中葉的一位無名文人。這個觀點不可謂不新穎，可惜論者未舉出直接證據(jù)，只是根據(jù)《三國演義》的個別版本加以推斷，故學界無人響應。因此，在這一觀點進一步證實之前，我們仍將羅貫中作為《三國演義》的作者。

現(xiàn)存羅貫中的生平資料很少，最為可靠而又珍貴的資料，只有元末明初人賈仲明（一作仲名）《錄鬼簿續(xù)編》中的羅貫中小傳：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終。

“至正甲辰”即元惠宗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再過五年就進入明代了，可見羅貫中為元末明初人。由于《錄鬼簿續(xù)編》依據(jù)鐘嗣成《錄鬼簿》的體例，僅記載元代戲曲家的生平事跡和戲曲作品，因而不著錄羅貫中的小說《三國演義》，僅著錄其三部雜劇作品：《趙太祖龍虎風云會》（今存）、《忠正孝子連環(huán)諫》（已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已佚）。據(jù)明代人的記載，羅貫中的小說作品還有很多，王圻的《續(xù)文獻通考》甚至說他“編撰小說數(shù)十種”，這顯然是夸大之詞。就連署名羅貫中的《隋唐兩朝志傳》《殘?zhí)莆宕�史演義傳》《三遂平妖傳》，究竟是否羅貫中所著，也難確定。還有說《水滸傳》為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或說是施作羅續(xù)，均無確證。

二、書名問題

《三國演義》在明、清兩代的版本，至少有三十余種。書商為了謀利，給它起了五花八門的書名：除了在書名之前冠以“新刻”“新刊”“新鐫”“新鍥”“新鋟”“第一才子書”“四大奇書第一種”等等以招徠之外，其書名本身也花樣百出：或稱《三國演義》，或稱《三國志演義》，或稱《三國志傳》，或稱《三國志史傳》，或稱《三國全傳》，或稱《三國志》，或稱《三國英雄志傳》，等等，令人眼花繚亂。195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標點本，取名《三國演義》。由于這一書名簡捷明了，不僅各個出版社競相采用，而且有些文學史和文學工具書也予以承認，以至成為家喻戶曉的通行書名。

然而有些學者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只有《三國志演義》才是該書書名的最佳選擇，其他書名都要不得。其理由主要有兩條：其一，認為明代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本（通稱“嘉靖本”）的書名是《三國志通俗演義》，而此本為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可見這是羅貫中自己起的書名�！巴ㄋ住倍�字可有可無，完全可以省略。其二，認為《三國志演義》文從字順，其意思就是“演”《三國志》之“義”。而《三國演義》卻講不通，因為“演”三國之“義”不成話。

我以為取名《三國志演義》固然可以，而取名《三國演義》也未嘗不可，甚至更好。

首先，有人已經(jīng)指出，該書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并非“嘉靖本”，而是黃正甫刊本，它的刊行時間要比“嘉靖本”大約早二十年（為免繁瑣，這里不介紹論據(jù)），而此本的封面書名就是《三國演義》。如果這一結論可靠的話，便推翻了《三國志演義》為羅貫中所起書名的論斷。退一步說，即使“嘉靖本”為該書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也不等于它就是真正最早的版本，因為嘉靖壬午距離羅貫中在世的年代已經(jīng)一個多世紀，誰都不能保證在此一百多年間沒有刊行過此書，因此認為《三國志演義》就是羅貫中所起書名的論斷也難以成立。何況書商對于小說書名的態(tài)度向來是不嚴肅的，往往以是否能夠招徠讀者為取舍標準，亂改書名本是其慣技，上面所說此書書名的花樣百出就是明證，因此根本就無法判斷某個版本的書名就是作者所起的書名。

其次，“演義”一詞何時、何書用于書名，其當初用意是什么，本人未加考證，不敢妄下斷語。然而事實上它已經(jīng)約定俗成，變成了“歷史小說”“歷史故事”的同義詞。如《西漢通俗演義》《東漢演義》《東西晉演義》《兩晉演義》《南北史演義》《隋唐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等，不勝枚舉。如果說《三國演義》不能作為書名，那么中國一大批以“演義”取名的小說豈不是全得作廢，需要重新為它們起名嗎？然而有誰能為它們起名？又有誰有這種權利？“演義”不僅用于歷史小說的書名，而且這種約定俗成的概念也早已為文人學者所認可。如清代鈕琇《觚賸續(xù)編·文章有本》說：“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魯迅也把他的《故事新編》說成“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梢姟把萘x”就是將史實敷衍為長篇章回小說或故事。既然如此，那么以《三國演義》為書名有何不通？又有何不可？

總而言之，《三國演義》一名既然早在明代已有，如今又已通行，而且文從字順，簡捷明了，朗朗上口，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將它廢除。

三、校勘問題

前面已經(jīng)說過，現(xiàn)存明、清兩代的《三國演義》版本多達三十余種。這些版本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類，它們反映了《三國演義》不斷進行加工修訂，從而得以逐步完善的過程。

第一類為二百四十則（節(jié)、段），但無第幾則字樣；每則均有單句七字標目，如首則、次則分別為“祭天地桃園結義”“劉玄德斬寇立功”。這一類版本即使不完全是該書的原貌，也是最接近原貌的，因為它還只是章回小說的雛形，尚不能算是標準的章回小說，顯示了由話本小說向章回小說過渡的明顯痕跡。

第二類是將原來的二百四十則合并為一百二十回（每兩則合并為一回），并加上了第幾回字樣；回目也變成了雙句，但不講究對偶。這一類版本顯然向標準的章回小說靠近了一步，但回目尚未達到章回小說的標準。

第三類即為毛綸、毛宗崗父子加工修訂的本子（以下簡稱“毛本”）�！懊�本”在保留了第二類版本一百二十回及每回雙回目體制的基礎上，對《三國演義》從文字到內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加工修訂：將原來不對偶的回目，改寫為對仗工整的回目；刪掉了大量詔令、奏章之類可有可無的文字，等于去掉了許多贅瘤；刪掉了不少“之”“乎”“者”“也”等文言慣用字，使語言變得較為淺顯易懂；糾正了一些不符合史實的紀事，增加了歷史的真實性；增添了一些細節(jié)描寫以及著名文章，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等；刪掉了周靜軒等人的鄙俚之詩，換成了唐宋名詩；等等。這些修改雖然有改錯或改壞的地方，但從總體上說，卻使它更加完善。它使《三國演義》在形式上成為標準的章回小說，在語言上更加淺顯易懂、簡潔流暢，在內容上更加符合歷史，在描寫上更加細膩生動，從而提高了它的文學價值。正因為如此，“毛本”才能輕而易舉地擠掉了幾乎所有《三國演義》的其他版本，成為久傳不衰的讀本。因此我們提供給讀者的，自然也是“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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