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學家在學術界的地位向來不太穩(wěn)固。在歷史學和經濟學的不同研究要求中左右為難，經濟史學家往往難以找到一個能被兩者共同接受的結合點：歷史學強調檔案研究、復雜文本分析，致力于找到來龍去脈；而經濟學則強調技術語言和結構，注重統(tǒng)計技巧的充分利用，并聲稱仿效自然科學。眾所周知，在北美經濟史學界，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精確性已經主導了研究方法論。四十多年前，“新經濟史學”（計量經濟史學）的出現凸顯了這一研究重心的轉移。新經濟史學試圖將經濟學模型及對假設的統(tǒng)計學檢驗，與傳統(tǒng)經濟史學家所做的描述性工作結合起來。其背后的理念是，嚴謹的假設檢驗能為經濟增長及現代工業(yè)經濟發(fā)展的動因帶來更精確可靠的理解。相比之下，歷史學家描繪的某些宏大圖景似乎不過是含糊不清的敘事。
　　然而變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許多歷史學家選擇刻意無視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他們常常對提出的各種假設不予理會，覺得它們無關緊要或是無歷史意義。除此以外，計量經濟史學家則發(fā)現自己囿于學術市場對經濟學家的要求。假使經濟史學的每一項研究工作都要套用現有的數學模型，并以其為框架，或者都用來考察某項已被詳盡闡釋的假說是否經得起量化檢驗，那么經濟史學家能夠提出的課題將受限于更廣泛的經濟學界的條條框框。此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至少在1960年前后的研究中——所認可的理論模型的范圍遠小于我們今日所見，而這一事實也制約著經濟史學家。第一代計量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局限于社會科學檢驗的狹隘范疇，但也受惠于更關注長期問題的前代歷史學家所提出的命題。由于無法自由選擇與前輩所提出的同等重要的歷史課題，后代學者們發(fā)現自己的工作局限于那些易于融入傳統(tǒng)應用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課題。由此也產生了極其糟糕的后果，使得這一研究領域在經濟學內部被進一步邊緣化——如果經濟史學僅僅是應用經濟學，那它又能提出什么特有的主張，以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來指導所有的經濟學家呢？
　　幸運的是，整整一代學者對眾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所產生的價值，重新喚起了人們對更廣泛的歷史及制度問題的興趣（這些領域不僅包括經濟史學，也涉及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經濟學、法學，以及政治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革命），及對找出那些更易于檢驗的計量經濟史論斷的渴望。值得一提的是，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領銜了或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史”的學說，并倡導分析性或制度性敘述的應用。在這種敘述中，描述性歷史與更廣泛的分析結構相互作用。這一分析結構使得我們在思考更長期的政治經濟演變時，能盡力將較精密的量化研究所呈現的眾多靜態(tài)片段串聯起來。
　　筆者簡要回顧了這段歷程，旨在解釋本書構思的演變。起初筆者接受了計量經濟史學的訓練，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挖掘歷史數據，恰當地使用數據檢驗確切的假說，或是闡述反設的事實，以增強人們對于某一歷史事件或進程的理解。十多年前當筆者開始這份工作時，最初的興趣在于從法國的角度分析英法貿易進程，充分運用統(tǒng)計學和計量經濟學推理勾勒兩國之間的貿易模式，并研究跨海峽貿易的政治環(huán)境改變時該貿易模式的反應。然而在研究過程中，通過筆者早前已開始積累的大量關于英法歷史的筆記，一個更宏大的故事逐漸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