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蓋棺不定論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一位作家，生前蹭蹬潦倒，或遭人誤解，或受人冷落，眼看曲士得意，豎子成名，往往只有寄望于歷史的評價。丹麥思想家齊克果生前看盡世人的白眼，且以瘦脛的星象家與戴禮帽的公雞之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哥本哈根報紙的漫畫之中。死前不久，他說：“我死后，世人將同聲贊美我，而贊美的語氣，將使青年誤會我生前曾受人尊崇。這，也是真理在現(xiàn)實中蒙受的歪曲之一部分。以卑劣相向的時人，一旦我死了，將一反昨日的議論，而一切陷于混亂�！�

一位作家的價值，很難獲得定評，生前如此，身后亦然。生前，他容易招人曲解，致天下之惡皆歸之；身后，他既已成為偶像，世人對他的溢美，也每每鄰于迷信。相反地，也有生前享盡聲譽，死后光芒畢斂或惡名橫加的例子。而無論是低估（underestimate）或者過譽（overestimate），都不是一位作家應(yīng)得的報酬，也會導(dǎo)致文學(xué)史的混亂。一般說來，我們對一位作家的惡評往往發(fā)自內(nèi)心，但對于一位大師的稱揚則往往出于附和，因為無論你如何詬罵莎士比亞，都不能稍減莎翁的權(quán)威，相對地，這樣做，只能自絕于風(fēng)雅。因此，在梁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慶祝會上，社會名流，數(shù)以百計。其中究有幾位能欣賞原文的佳妙，又有幾位曾經(jīng)認真讀過中文譯本？如果當(dāng)場舉行一次臨時考試，恐怕將會證實，大半的來賓僅僅具有看銀幕上的《王子復(fù)仇記》的資格吧。王彥章所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是另有用意的。對于附庸風(fēng)雅之輩而言，一位大作家死后，除了名字之外，還留下了什么呢？

蓋棺而論不定，于莎士比亞尤然。莎士比亞死后七年，班江生即寫了一首長詩贊美他，稱他為大師，并說他“不屬于一代，屬于千秋”。又七年之后，年輕的彌爾頓寫了一首短詩獻給他，說他的盛名何需金字塔的見證。但三十多年后，進入復(fù)辟時期，在法國文學(xué)批評，尤其是布瓦羅（Boileau）的影響下，一些平庸的作家，對于不屑遵守古典戲劇格律的莎士比亞，表示不滿，甚至視為“野蠻”。日記家皮普斯（Samuel Pepys）對莎翁戲劇的反應(yīng)，可以代表十七世紀后期的一般態(tài)度。他在日記里這樣記載：“今日同去看了《仲夏夜之夢》，生平看過的戲里，沒有比這更乏味更可笑的了，我決不要看第二遍�！笔�八世紀的英國文壇，對于莎士比亞不能說不夠重視，但是一個彌漫著理性主義的時代，是無法了解浪漫的莎士比亞的。當(dāng)時的詩壇泰斗頗普，曾不自量力，編了一套《莎士比亞全集》，結(jié)果是謬誤百出，為專家蕭博德所笑。對莎士比亞的崇拜，始于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在柯勒律治、蘭姆、哈斯立特、德昆西的批評之中，崇莎熱（Shakespeare idolatry）臻于高峰，迄二十世紀而不衰�？墒窃谕鈬�，莎士比亞的股票亦時漲時跌。法國浪漫派的大師們，如雨果、繆塞、德拉克洛瓦和柏遼茲，固然將莎士比亞奉為神明，但是在十八世紀，伏爾泰曾經(jīng)對莎翁大肆攻擊。伏爾泰曾經(jīng)留英三年，回國后屢在作品中介紹莎翁，但等到法國的文藝界顯示崇莎的傾向且將莎士比亞與法國悲劇大家高乃伊相提并論的時候，伏爾泰竟因妒生嗔，譏莎翁粗鄙不文，說“莎士比亞是一個野人，只有幾星天才的火花，在可怖的夜里閃現(xiàn)而已”。

馬克思主義的文學(xué)批評，常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評論莎士比亞。十九年前，我念廈門大學(xué)外文系二年級的時候，有一位患“左”傾幼稚病的同學(xué)，在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這樣的文章，指控莎士比亞為貴族階級的御用文人，戲院的股東，女皇的佞伶。憤怒的我，立刻和他展開論戰(zhàn)，為莎翁洗刷莫須有的罪名。事實上，當(dāng)時我對于莎劇的種種，并無深切了解。

在“左”傾的浪潮中，我國的古典大師往往成為罪人，被拖出來鞭尸。中年以后的聞一多，生活困苦，情緒緊張，在同情郊寒島瘦之余，竟然誣蘇軾作幫閑文人，充倜儻才子。陶潛的命運，似乎也飄搖不定。臺灣詩人郵票四種，有白居易而無陶潛，擁陶派情何以堪？以陶潛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崇高地位而言，在詩宗詞曹之中，難道連四名以內(nèi)都考不上？白居易固然成就可觀，但他那種憂時愛國的寫實風(fēng)格，標(biāo)出杜甫一人已可概括其余，何必于此風(fēng)格亮瑜并列，而于高士襟懷則獨付闕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曾自謙說：“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白居易可以說是詩人之中最為幸運的一位，不但及身而享盛名，眼見自己的大作，題于“鄉(xiāng)校佛寺，游旅行舟之中”，詠于“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即在千載之后，無論海內(nèi)海外，亦皆香火不絕。在島內(nèi)，他已經(jīng)上了最高額的三元郵票。在國外，經(jīng)亞瑟·魏利（Arthur Waley）等人的再三譯介，Po Chu-i的大名，久已凌駕杜甫，媲美李白。

古人棺木已朽，議論尚猶未定。今人墳土未干，評價自然更難一致。胡適去世已經(jīng)六年，倒胡的遺老宿儒迄今仍喋喋不休，咬定白話文斷送了中國的固有文化，而西化思想是中國一切亂源。擁胡人士則趨向另一極端，猶津津樂道他牙牙學(xué)語的白話詩和已經(jīng)落伍的美學(xué)思想。在動蕩的現(xiàn)代中國，大多數(shù)的名作家，恐怕都要暫時懸在棺已蓋而論未定的虛空中，等待塵土落定，歷史來為他們從容畫像。例如周氏兄弟，今日棺已皆蓋，而時論紛紛，就是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典型的問題人物。

現(xiàn)已八旬有三的美國詩人龐德，也是這樣的一個問題人物。但有時，那“問題”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是美學(xué)的。從文學(xué)史的觀點看來，后者毋寧是更為嚴重。例如五四人物中，徐志摩的詩和朱自清的散文，素為新文學(xué)的讀者所稱道，迄今仍有不少人，言新詩必舉《再別康橋》，言散文則必推《背影》，好像自二十年代迄今的四十年中，我國的新文學(xué)貧乏得只留下這么兩篇小品。事實上，從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標(biāo)準看來，徐志摩只能算是一個次要詩人（minor poet）。以浪漫詩人為喻，他的地位大約相當(dāng)于湯默斯·莫爾（Thomas Moore）或者蘭尼爾（Sidney Lanier）。拿徐志摩來比擬拜倫或雪萊，是外行人語，因為他既無《唐璜》那樣豐富的巨著，也沒有《西風(fēng)頌》《致云雀》《云》那樣精純的力作。至于朱自清的散文，清暢平易而已；這種只求無過不望有功的文體，比起前賢的前后《赤壁賦》一類杰作，直如淡茗之于醇醪。

文學(xué)批評，常有影響力（inflfluence）一說。傳統(tǒng)的觀念，以為所謂影響，只是前人施之后人，呈單行（one way）狀態(tài)。事實上，后人對前人，今人對古人，也是有影響力的。文學(xué)史的透視，往往因為加入了新的因素，而呈現(xiàn)新的全景。某一時期的文學(xué)，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原來秩序井然，尊卑有別，成為一個所謂hierarchy；可是到了下一個時期，由于美學(xué)思想變了，或者發(fā)現(xiàn)了新的史料，前一時期的文學(xué)原有的秩序，便必須加以修正了。例如唐人的文學(xué)批評，并尊李杜，到了宋人筆下，便尊杜而抑李；更有以老杜、山谷、后山、簡齋為一祖三宗之說。又例如在十九世紀后期，丁尼生幾有獨步詩壇之概，到了二十世紀，反浪漫運動興起，便有人將白朗寧置于丁尼生之上，等到霍普金斯的詩集出版，丁尼生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壓倒性優(yōu)勢，更是搖搖欲墜了。

因此蓋棺不定論，可作三解。第一，偉大并無絕對可靠的標(biāo)準。文學(xué)風(fēng)氣多變，批評思想日新，今日的巨人可能變成明日的侏儒，因為明日的尺寸將異于今日，或因一位新巨人之發(fā)現(xiàn)而使舊巨人“矮了半截”。一位名作家，常以另一名作家為“假想敵”，念茲在茲，以為身后與爭千秋之名者，當(dāng)為斯人無疑。結(jié)果可能兩人都假想錯了：從一個不知名的角落里，忽然閃出一個無名的角色，把桂冠摘去。拜倫一生妒忌湖畔詩人，嘗謂詩壇非一家禁地，班主寶座，當(dāng)有史考特、羅吉士、甘寶、莫爾、克拉布相與競逐，不料上述五人皆屬配角，而真正的主角卻是他所忽略的雪萊和濟慈。第二，同行相妒，文人相輕。一位作家常會幻想，百年后，歷史當(dāng)是我所是，而非我所非。事實上，歷史的演變常由相對甚或相反的力量所促成；在某一時期之內(nèi)，基督固然取代了愷撒，但從整個歷史著眼，則愷撒仍是愷撒，不容抹殺。當(dāng)時曾是敵人的作家們，在文學(xué)史上往往是香火共事，秋色平分的。冤家果然路窄�！袄⒃诒R前，恥居王后”，結(jié)果仍是王楊盧駱，擠在一間小廟里。革命黨的彌爾頓和保皇黨的騎士詩人們，不但是文敵，甚至是政敵，而事過境遷，同登十七世紀詩史。伏爾泰和盧梭，一個是古典大師，一個是浪漫鼻祖，生前是死敵，歿后同葬偉人祠中，成為近鄰。第三，大眾習(xí)于權(quán)威，安于攀附。除了少數(shù)例外，一位大作家，一個新天才的出現(xiàn)，通常皆有賴一小撮先知式的讀者，所謂élite者的發(fā)掘與擁護。這種情形，不獨在作家的生前如此，即在身 后也往往會持續(xù)一段時期。甚至于，在那位作家的偉大性已獲公認之后，真正能欣賞他的，恐怕還只是那一小撮知音。唐朝的李賀、李商隱，宋朝的陳師道、陳與義，英國詩中的鄧約翰、白朗寧、霍普金斯等等，都是這種例子。在所謂“大眾傳播”日趨發(fā)達的今天，電視、電影、廣播、報紙、流行的雜志等等幾乎壟斷了國民的美感生活，成為文藝鑒賞的掮客集團。“報上說那本小說已經(jīng)在拍電影了！”便是小市民最現(xiàn)成最有力的引證。把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交給這些文藝買賣的掮客去決定，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F(xiàn)代作家的孤絕感，一部分因此形成。不過，蓋棺雖難定論，得失存乎寸心，文運不絕如縷，一半有賴作家的自知與自信，另一半則有賴那些先知先覺的讀者。至于那些掮客，無論喊的是古董或是時裝，呼聲再響，歷史的耳朵是聽不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