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放射性廢物管理工作與核工業(yè)相伴而生，隨著核能與核技術利用的發(fā)展而不斷壯大。經過五十多年的努力，老舊核設施退役與廢物處理取得了較大進展，初步形成了與之相匹配的處理處置能力；高放廢物地質處置地下實驗室正在建設，研究工作正在穩(wěn)步推進；核電廠廢物處理設施健全，實現(xiàn)了“三同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老舊核設施、歷史遺留放射性廢物等風險不容忽視”。我國放射性廢物管理面臨安全風險不斷加大的嚴峻挑戰(zhàn)，安全管理壓力不斷增加。我國早期建設的核設施已逐漸進入退役高峰期，不僅已積存大量低、中放遺留廢物，而且其退役還會產生更大量的放射性廢物。中放廢物處理和中等深度處置尚處于概念階段，亟待加強管理并實現(xiàn)安全處置。核電低放廢物處置場落地困難，核電廢物處置去向懸而未決。部分核電廠固體廢物超出其貯存壽期和暫存庫設計容量，借助其他新建核電廠的廢物庫暫存，暫存風險與日俱增。核技術利用發(fā)展迅速，產生大量廢放射源等核技術利用廢物。廢放射源由于整備和處置路線未定而大量積存。這些問題與核能和核技術發(fā)展需求嚴重不適應，更造成較大安全潛在風險。

　　自2016年以來，在潘自強、柴之芳等院士的組織和支持下，依托中國工程院重點咨詢項目和中國科學院學部評議項目，生態(tài)環(huán)境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牽頭的研究團隊承擔了放射性廢物管理法律法規(guī)體系研究和放射性廢物環(huán)境安全問題及對策研究工作，從體制機制和長期安全角度，對國內外放射性廢物管理的現(xiàn)狀與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和分析，提出專門法律的缺失是放射性廢物管理嚴重滯后于核能發(fā)展、處置問題難以解決且愈加突出的關鍵因素。起草的《關于盡快制定<放射性廢物管理法>的建議》《關于完善我國放射性廢物處置組織機構體系的建議》等多份院士建議，得到國家領導和相關部委領導高度重視，領導批示要求研究落實放射性廢物管理立法工作。在上述研究和建議的推動下，國家相關部委和核工業(yè)界對制定放射性廢物管理專門法律形成共識。

　�。�1）放射性廢物管理的復雜性、系統(tǒng)性、長期性需要專門立法。放射性廢物從產生、處理、貯存，到處置及處置后的長期監(jiān)護，涉及環(huán)節(jié)多、周期長、管理層級繁雜、系統(tǒng)性強。我國放射性廢物來自早期核工業(yè)、核能、核技術利用和礦產資源開發(fā)利用等多個重要領域，范圍廣、數(shù)量大，具有巨大的長期潛在危害。放射性廢物若管理不善，將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產生難以估量的嚴重損害，造成資源的重大損失，并危及社會穩(wěn)定。因此，有必要制定放射性廢物管理法，構建系統(tǒng)、完善、專門的責任與規(guī)范體系，防范長期安全風險，推動放射性廢物管理與核能事業(yè)同步發(fā)展，維護國家長久安全。

　�。�2）專門立法有助于明確放射性廢物管理基本原則。放射性廢物的潛在危害可持續(xù)幾百年到上萬年，甚至百萬年，保護后代、不給未來人類造成不適當負擔是國際原子能機構放射性廢物管理的基本原則之一。同時，放射性廢物管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廢物產生單位和處理處置單位等，只有明確界定各自責任，才能保證放射性廢物及時安全處理處置。只有制定放射性廢物管理法，才可以充分確立放射性廢物管理代際公平和責任劃分等基本原則。

　�。�3）專門立法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放射性廢物管理基礎性制度。放射性廢物管理資金涉及核設施退役基金的提取，固體廢物處置收費辦法，處置設施建設、運行資金及關閉后長期監(jiān)護基金管理，環(huán)境補償機制等。責任主體眾多，涉及政府，廢物產生單位、處理單位和處置單位；時間周期長，涉及當代和未來。放射性廢物管理資金管理體系復雜，需要通過放射性廢物管理法建立。

　�。�4）專門立法是完善核與輻射領域法律體系，切實保證依法、高效、合理管理放射性廢物的需要。現(xiàn)行《核安全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正在征求意見的《原子能法》，從總體核安全、放射性污染防治和核領域綜合性管理的角度對放射性廢物做出了原則性規(guī)定，但基于其定位、功能和性質，不能對放射性廢物全壽期、全要素、全流程的復雜問題進行系統(tǒng)、完整、具體的規(guī)范。從國際上看，有核國家均有放射性廢物管理的法律。法國是世界上核領域法律體系最完善的國家，實現(xiàn)了能源自主、安全、獨立，電價穩(wěn)定和環(huán)境安全。因此，我國亟待制定放射性廢物管理法，進一步完善核領域法律體系。